毛帐毡房，星列草地”，仅在漳腊城内的蒙古牧民就有“百五六十帐”。青海蒙古部落除进入川西北松潘、茂州等地活动外，还向康区发展。万历二十四年（1596），青海蒙古部落首领火落赤率三千余骑“突犯松潘”。松潘“自北界作儿革迄杀鹿塘、毛尔革地方，其间番族为虏所挟者十有八、九。”足见蒙古族南进明朝西南边疆，引起了明廷上下的高度重视。使明朝统治者再次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川西、云南失守，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就会再次陷入蒙古军队的弧形包围圈之内。而云南的地理位置正好处于弧形包围圈的软肋上，最容易被从青藏高原南下的蒙古族突破。这样西南土司区的稳定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恰在此时，播州杨氏对抗朝廷，扰乱西南，故明廷迅速决定对其改土归流。

    二、改土归流后对播州土司区的经营及影响

    播州杨氏统治播州地区七百余年，形成了一整套地方管理模式。然杨氏被灭后，必定会出现权利的真空。此外，管理模式的变换，进而又会影响当地的稳定。所以，善后事宜的正确处理直接关系到该地区长期的稳定，故甚为明廷重视。明朝对播州土司改土归流后，正式将其纳入正规的行政管理机制，开始从委托土司统治，直接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之下，在此正疆域、设屯政、设将领诸多政治管理模式，对于稳定西南地区的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