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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吧。我咬着牙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自由。

    徐志远松开手,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你...你说什么

    离婚。我重复道,声音出奇地平静,明天就去民政局。

    徐母尖叫起来:想得美!离婚门都没有!看我不打死你这个小贱人!

    她又要冲上来,被徐志远拦住。他盯着我看了很久,突然笑了:好啊,离婚。但你得写保证书,承认举报信是诬告。

    不可能。我直视他的眼睛,那些都是事实。

    那你就别想走出这个家门!徐志远怒吼,我看你怎么去上大学!

    那天晚上,我等他们睡着后,悄悄收拾了一个小行李箱。几件换洗衣服,洗漱用品,成人高考的复习资料,还有那本《女性觉醒》的小册子。其他东西,包括徐家给我买的所有衣物,我一样都没拿。

    天蒙蒙亮时,我留下了一封简短的信和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轻轻带上门,永远离开了这个牢笼。

    张老师家住在县城东边的教师小区。她老伴王校长退休前是县一中的校长,对我很热情。

    住多久都行,王校长笑呵呵地说,正好陪我们说说话。

    九月开学前,我在纺织厂办了离职手续。刘姐和几个要好的女工凑钱给我买了套新衣服和一双皮鞋。

    大学生了,得穿体面点。刘姐红着眼睛说,常写信回来。

    1992年9月10日,我站在省师范学院的校门前,仰头看着烫金的校名。阳光透过梧桐树叶的缝隙洒在我脸上,温暖而明亮。

    校园比我想象中还要大。我拖着行李箱,跟着指示牌找到文学院的报到处。排队的新生大多十八九岁,看到我时都露出好奇的目光。

    姓名报到处的工作人员头也不抬地问。

    林福歌。

    她翻开花名册,找到我的名字:哦,成人高考进来的宿舍安排在7号楼305。

    宿舍是四人间,其他三个女孩都是应届生。看到我进来,她们热情地打招呼,叫我林姐。

    林姐,你以前是做什么的一个叫小雨的女孩问。

    纺织厂女工。我微笑着说。

    她们惊讶地瞪大眼睛,随即七嘴八舌地问东问西。我耐心地回答,心里却涌起一股酸楚——她们的人生如此顺遂,而我却走了这么长的弯路。

    大学生活比想象中忙碌。每天早晨六点起床背英语,八点上课,下午泡图书馆,晚上在自习室复习到熄灯。我的基础比其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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