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ngsana），始终在回避这些运动，为自由而进行她们自己的斗争。但总的说来，女权运动得到19世纪改革运动的支持，因为这一运动在追求平等公正。蒲鲁东（Proudhon）是个明显例外，他破坏了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联盟关系。他把正派女人贬到家里，贬到依附于男性的地位，他试图证明她的劣等性。“要么当主妇，要么做妓女”，这就是他为女人所提供的选择。但是，和所有反对女权的人一样，他也为“真正的女人”，即处于奴隶地位的女人以及男性的影子，进行热情的祈祷。蒲鲁东虽有这种热情，却不能让自己的妻子得到幸福：蒲鲁东夫人的书信只不过是反映了她的一腔哀怨。

    这些理论论争都没有影响事件的进程，它们只不过是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模糊反映。女人之所以在经济上重新取得了重要地位——这一地位从史前时代就已失去——是因为她走出了家庭，在工业生产中扮演了新的角色。是机器使这种剧变成为可能，因为在机器生产中男女工人的体力差异基本上不起作用。工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是男人所无法单独提供的。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女人的合作成为必然。这是19世纪发生的最重要革命，它改变了女人的命运，为她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面评估了这次革命所波及的范围，认为妇女解放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一部分。倍倍尔说，实际上，“妇女和工人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们都在受压迫。”由于女人和工人的劳动通过技术发展将呈现出重要意义，他们会共同摆脱压迫。恩格斯指出，女人的命运同私有制的历史联系密切；父权制取代母系制是一场灾难，它使女人受着世袭财产的奴役。但是，产业革命却是对那种权利丧失的补偿，它将导致女性的解放。这一结论在前面已经引用过（见第三章）。

    在19世纪初，女人受到的剥削比男工更可耻。在家从事的劳动构成了恩格斯所谓的“血汗劳动制”。女工虽然忙得团团转，挣的钱扔不能满足她的需要。于勒-西蒙（JuesSimon）写的《女工》，以及保守的勒鲁瓦精利厄（Inap－Beaulieu）1873年出版的《世纪的女性劳动》，都对这些可恶的弊端进行了谴责。勒鲁瓦一博利厄说，法国有20多万女工，每天挣的钱还不到50生丁。她们要匆匆忙忙地从家跑到工厂去上班，而且，直到不久以前，她们在工厂以外也只干些缝纫、洗衣和做家务之类的活苦钱少的工作。就连饰带。女工之类的生产也被工厂垄断。作为补偿，在棉、毛和丝织品行业有大量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