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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五个退化”是胡衍鸿的批评:“康有为初时,说要创一个大教。他见中国用孔子教,几千年人心晦塞,民气奄弱,他说弟子之不肖,未必因为师傅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纯,现时中国却用不着,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诸教的精义,融造参合起来,做一新教。平心论之,康有为此时志气真是不可及的。”

    “他自号‘长素’,争长素王,语虽狂妄,志气之高确不可及。”严修问:“‘退化’何说?”

    照胡衍鸿的说法,康有为由监生中了举人,“打动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气上是退化了一级。不过他讲民主,也讲民族,说过“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话,亦未足为非。

    及至由举人中了进士,去民远而去官近,大谈立宪,这立宪自然是君主立宪,无形中变成“保大清”,志气上又退了一级。

    到得上书言事,“屡蒙召见”,康有为论调又一变,“竟反背前日的话,以为实在连议院也可以不必开,宪法也可以不定,有这般的好皇上,但求讲变法够了!”这样,志气上岂非又退一级?

    戊戌改变后,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结果变做保皇。”胡衍鸿的词锋很锐利,他说:“勤王、保皇本应该没有分别,然而解释起来却很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驾入清君侧,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说着勤王就该马上去做,若是皇上没有危险,也不必去勤他。”

    接着胡衍鸿又说:“保皇却不然,不必兴兵动众,只须集些钱财,不论何时何地,皇上没有危难,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难,我也是这样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这里,天涯地角,两不相谋,也是一样保法。康有为变到这个主义,要算他目前归宿所在,却比起勤王时节,又是第五级退化了!”

    谈到这里,袁世凯停了下来,啜口茶闲闲地问杨度:“晢子,你在东京见过‘康圣人’所奉的‘衣带诏’没有?”

    “多少人想见都见不到。我不信有此一诏!”杨度答说:“康门高弟,亦颇不以此举为然。”

    “康门高弟”自是指梁启超。袁世凯不知道杨度所说的“此举”,包括康有为借“衣带诏”敛财在内,只以为杨度是替梁启超辩白,不以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为然。这一来,话就有点接不下去了。

    到这时,宾主三人才觉得轮声震耳,不由得都转眼外望,风卷黄沙,昏蒙萧瑟,令人有一种郁闷难舒的感觉,不如不看。

    于是不约而同地收拢了视线,仍旧由袁世凯接着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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