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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张英麟接任之前的半年,已有上谕,设置代替国会的资政院,并派贝子溥伦与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为总裁,会同军机大臣,拟定详细院章,因而陆宝忠奏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的基矗结果是驳掉了!因为从慈禧太后到张之洞、袁世凯,都没有意思施行两院制的立宪政体。

    在张英麟接任以后,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的章程,皆已拟妥,而朝廷尚有瞻顾,未曾颁布。但立宪的呼声,则已高唱入云,在上海有好些倡导立宪的团体,有一个叫“预备立宪公会”,首脑是南通状元张謇、福建解元郑孝胥等人,电请速开国会,以两年为限。更有个声势赫赫的“政闻社”,是梁启超所组织,也是保皇党的大本营,电请宪政编查馆,在三年内开国会。

    类此的奏请,除了报纸刊载以外,朝廷照例“不报”,却抄发了奉派赴国外考察宪政,甫自德国、日本归来的礼部侍郎于式枚的一道奏折。于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专司章奏,文字为海内传诵,所以即使对宪政没有兴趣的朝士,也要仔细读一读。

    他的奏折中劈头就说:“臣愚以为宪法自在中国,不需求之外洋。”只看这句话,对热中立宪的人,便是兜头一盆冷水。

    但他的文章,自有不能不令人平心静气,细究其故的魔力:“近来访察群情,详加研究,编考东西之历史,深知中外之异词。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此实振古未闻之事,乃为近日新说所宗。臣历取各国宪法条文,逐处参较,有其法己为中国所已有而不须申明者,有其事为中国所本无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诞可笑者,有此国所拒而彼国所许者,有前日所是而后日所非,固缘时势为迁移,亦因政教之歧异。”

    话虽如此,于式枚认为比较可取的是日本宪法。“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性质,自为义解,颇具深心。”以下引叙上海报上刊布的一篇题为《今年国民为国会请愿文》的文章,攻击“宪政所以能实行者,必由国民经有一运动极烈之年月,盖不经此,不足以摧专制之锋”的论调,他说:“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夫国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权;归之所归,则利之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

    接着撮叙法国大革命及日本立宪的结果,从而议论:“盖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日本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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