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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势是相当明白的,荣禄在军机处的遗缺,不但必用旗人;而且必用资格胜过王文韶、鹿传霖的旗人,才能“掌枢”。自慈禧太后听政以来,军机不用汉人“领班”已成定例,王、鹿之流,是决不能掌枢的。

    旗人中资格可与王、鹿相并的,只有一个东阁大学士、宗室崐冈,他是同治元年的翰林,但才具平常,亦非慈禧太后所宠信。算来算去,只有一个庆王奕劻,堪膺其选,而亦唯有奕劻大用,自己才有更上层楼的可能。否则觊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这个头衔的,大有人在,而且如岑春煊、盛宣怀之流,都不是好相与。

    因此,袁世凯以助奕劻继荣禄,视为必出死力以冀其成的第一大事。这几个月之中,多方布置,加以有四格格作内应,奕劻的帘眷,更胜于昔。可是袁世凯心中雪亮,此事成败,决于一言九鼎之重的荣禄,如果荣禄自知不起,必会造膝密陈,何人以继他的遗缺,即使他自己不说,慈禧太后亦一定会问他,万一仓促之中竟记不起庆王,而致别举,那么即令举非其人,以慈禧太后对荣禄眷顾之深,亦会勉强依从。

    那一来便错尽错绝了。

    是这样的一种看法与打算,所以袁世凯听得荣禄病重的消息,忧心忡忡,急于想进一趟京,在探病的同时,探问荣禄的口气,相机为奕劻活动。要荣禄肯有一言之荐,大事才能放心。

    京津密迩,但直隶总督非奉旨不能进京,而自请入觐,又必须有非面奏不可的理由,幸好眼前有个机会。回銮之时,曾有上谕,慈禧太后将亲自谒陵,以补“山陵震骇,岁时祭谒,废缺不修”的前衍。东陵已经展谒,西陵定在明年春天谒祭,以此为由,当面请旨,一定可以奉准。

    果然,有一天宫中谈起明年春天的西陵之行,顺便试一试芦汉铁路北段,高碑店至易州泰陵这一条支路,是否平稳?李莲英便即建议:“不如找直隶总督来,当面问一问!”就这轻轻一句话,便让袁世凯接到了立即来京“陛见”的口谕。

    袁世凯进京,除带足了现银以外,另外有一大箱药,中西皆备,都是专治哮喘虚弱的。

    下了火车,宫门请安,回到锡拉胡同的北洋公所,卸下行装,换上公服,随即便带着那一箱药,去看荣禄的玻这一天恰逢荣禄的精神还好,不须等候就见到了。荣禄本来是黄黄的脸色,如今更象一个蜡人,声音微弱,但显得很兴奋,“慰庭,”他说:“你我见一面是一面了!”

    “中堂别这么说!”袁世凯装出那种晚辈不忍听此“断头话”的神情,“大清的气运,否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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