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发出这封信的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武汉军区领导班子，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空的刘丰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8月8日，林彪下令派一架专机，把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们，以及连升三级的刘丰等人接到了北京。这些人到达北京以后，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等人，曾先后两次接见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事后，他们整理了《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讲话纪要》，这是一份赤裸裸的反军和武斗的纲领，其中说道：
“武汉出现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得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
“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7·20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
“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
从7月21日开始，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和王力等人，就公开提出“文攻武卫”、“砸烂公检法”和“改组人武部”等口号，疯狂地煽动“揪军内一小撮”。那些造反派头头们，犹如一群逐臭的苍蝇，平时到处乱闯乱撞，一闻到适应的味道，便急急忙忙地行动起来。
欢迎大会之后，蒯大富立即在清华大学召集各地造反派的头目100多人，开了一个“目前形势分析会”。
会上，蒯大富传达了林彪、王力在天安门上的“指示”，声称现在要解决军队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动态。
跑到武汉煽风点火的北航“红旗”的造反派立即传达关锋、王力的“指示”，公开地叫嚣：“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来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是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中央用这么大的决心，这么大的气魄处理陈再道制造的‘7·20事件’，就是这个转折的标志。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
在这段时间里，中央文革小组还向武汉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当面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武汉的造反
“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凯歌正在鼓舞着全国。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开始了！”
发出这封信的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武汉军区领导班子，由曾思玉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武空的刘丰任武汉军区第一政委。
8月8日，林彪下令派一架专机，把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们，以及连升三级的刘丰等人接到了北京。这些人到达北京以后，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吴法宪和黄永胜等人，曾先后两次接见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事后，他们整理了《中央首长接见武汉造反派代表讲话纪要》，这是一份赤裸裸的反军和武斗的纲领，其中说道：
“武汉出现了反革命叛乱，矛盾暴露得充分，武汉军区和专政机构的问题，都是在这场大风暴中彻底解决了。”
“中央对武汉军区、人民武装部，都是彻底解决的方针。武汉的‘7·20事件’是个分水岭，它检验一切组织、一切人的政治态度。”
“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武汉也要建立一支人民武装力量，由左派掌握，把枪支发给左派。”
从7月21日开始，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和王力等人，就公开提出“文攻武卫”、“砸烂公检法”和“改组人武部”等口号，疯狂地煽动“揪军内一小撮”。那些造反派头头们，犹如一群逐臭的苍蝇，平时到处乱闯乱撞，一闻到适应的味道，便急急忙忙地行动起来。
欢迎大会之后，蒯大富立即在清华大学召集各地造反派的头目100多人，开了一个“目前形势分析会”。
会上，蒯大富传达了林彪、王力在天安门上的“指示”，声称现在要解决军队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动态。
跑到武汉煽风点火的北航“红旗”的造反派立即传达关锋、王力的“指示”，公开地叫嚣：“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上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揪出来了，中央首长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心已由地方转向军队，把军内一小撮也揪出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是第三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中央用这么大的决心，这么大的气魄处理陈再道制造的‘7·20事件’，就是这个转折的标志。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
在这段时间里，中央文革小组还向武汉造反派的一个头头当面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武汉的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