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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佛是被施了法术一样,原本整整齐齐的方块地立刻被歪七扭八的田垄所代替了。每隔一段就会出现的农忙休息时的大草屋变成了各种小窝棚。甚至有些地方连窝棚都没有,农民夫妇一起下地,铺盖卷成一个卷,被大人带出来的孩子们在铺盖卷边玩耍。大孩子带着小孩子,一个个穿的破破烂烂,脏兮兮的。

    要是在根据地里面,小孩子们都被送进了幼儿园,大孩子们都在学校里面上学。大人们能从这些家务中摆脱出来,当然是高兴的。不要说小孩子们上学,成年人也会学文化,学技术。每一个农忙休息时的大草屋都有黑板,农民们会在劳动的时候,把每天要学习的字写在纸上,每个人背上贴上一张。抬起头喘口气的时候就能看到。也肯定会有农村技术工作队的同志们和农民一起劳动,休息时间中向农民请教农业问题,也向农民讲述农业技术问题。

    几年的工作经历,让周镇涛认为这才是天经地义的。可一离开根据地之后,周镇涛才发现仅仅在根据地这种社会才可能是天经地义的。离开根据地一里地,这种社会就消失了。

    甚至只用回头,远远就能看到合作社的大牲口拖着铁犁,农民们在犁后面用力推,一起在田里面耕地。可近在咫尺的地方,农民玩命的挥动着木质农具,以极低的效率忙着农活。

    与人民党那种几乎清一色成年人的劳动队伍不同,根据地外的劳动者但论数量甚至比人民党更多。老人,中年,青年,少年,孩子,混在一起,在春天的田野上为了一年的生计奋力工作,可工具,生产组织实在是太差了,甚至不用多看,参与过农场建设的周镇涛就知道等根据地的工作完成两天,根据地外的农民们还干不完紧急的农活。

    至于根据地实施各村生活设施集中的政策,一大好处就是可以很方便的收集到各种粪肥,然后集中生产农家肥。在根据地外,农民一泡尿都要撒在自家地头上,根本没有大规模积肥这种概念。春耕就是和老天爷抢时间,早一天耕开土地,就早一天播种。早一天播种,庄稼在收割前就多长一天。这多长的一天,很可能就能多打几斤粮食,让一家人能够在下一次播种前多吃几天饭。

    这个简单的道理,周镇涛在家里面的时候曾经非常明白,可是在根据地的时候,由于根据地把个人的家庭生产变成了整个社会化生产,原本家庭承担的很多工作,由农业部门,由合作社,甚至由部队参与的基础水利项目建设承担起来。例如部队兴建的灌溉网,让原本大批靠天收的旱地也成了水浇地,大规模的积肥,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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