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状，哭泣岁余，亦死，年三十三（前二○○至一六八）。
鼂错〔11〕，颍川人，少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12〕所，文帝时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被遣从济南伏生受《尚书》，还，因上便宜事，以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拜太子家令。又以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举贤良文学，对策高第，又数上书文帝，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帝不听，然奇其材，迁中大夫。景帝即位，以为内史，言事辄听，始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袁盎申屠嘉〔13〕皆弗善之，而错愈贵，迁为御史大夫。又请削诸侯之地，收其枝郡。其说削吴〔14〕云：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错请削地之奏，诸贵人皆不敢难，惟窦婴〔15〕争之，由是与错有隙。诸侯亦先疾其所更法令三十章，于是吴楚七国遂反〔16〕，以诛错为名；窦婴袁盎又说文帝〔17〕，令鼂错衣朝衣，斩于东市（前一五四年）。
鼂贾性行，其初盖颇同，一从伏生传《尚书》，一从张苍受《左氏》。错请削诸侯地，且更定法令；谊亦欲改正朔，易服色〔18〕；又同被功臣贵幸所谮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司马迁亦云：“贾生鼂错明申商。”〔19〕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鼂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鼂错之深识为伦比矣。
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鼂错则适遭景帝，稍能改革，于是大获宠幸，得行其言，卒召变乱，斩于东市；又夙以刑名著称，遂复来“为人陗直刻深”〔20〕之谤。使易地而处，所遇之主不同，则其晚节末路，盖未可知也。但贾谊能文章，平生又坎壈，司马迁哀其不遇，以与屈原同传，遂尤为后世所知闻。
参考书：
《史记》（卷八十四，一百一）
《汉书》（卷四十八，四十九）
鼂错〔11〕，颍川人，少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12〕所，文帝时以文学为太常掌故，被遣从济南伏生受《尚书》，还，因上便宜事，以称说，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拜太子家令。又以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举贤良文学，对策高第，又数上书文帝，言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帝不听，然奇其材，迁中大夫。景帝即位，以为内史，言事辄听，始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袁盎申屠嘉〔13〕皆弗善之，而错愈贵，迁为御史大夫。又请削诸侯之地，收其枝郡。其说削吴〔14〕云：
“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错请削地之奏，诸贵人皆不敢难，惟窦婴〔15〕争之，由是与错有隙。诸侯亦先疾其所更法令三十章，于是吴楚七国遂反〔16〕，以诛错为名；窦婴袁盎又说文帝〔17〕，令鼂错衣朝衣，斩于东市（前一五四年）。
鼂贾性行，其初盖颇同，一从伏生传《尚书》，一从张苍受《左氏》。错请削诸侯地，且更定法令；谊亦欲改正朔，易服色〔18〕；又同被功臣贵幸所谮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司马迁亦云：“贾生鼂错明申商。”〔19〕惟谊尤有文采，而沉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鼂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然以二人之论匈奴者相较，则可见贾生之言，乃颇疏阔，不能与鼂错之深识为伦比矣。
惟其后之所以绝异者，盖以文帝守静，故贾生所议，皆不见用，为梁王傅，抑郁而终。鼂错则适遭景帝，稍能改革，于是大获宠幸，得行其言，卒召变乱，斩于东市；又夙以刑名著称，遂复来“为人陗直刻深”〔20〕之谤。使易地而处，所遇之主不同，则其晚节末路，盖未可知也。但贾谊能文章，平生又坎壈，司马迁哀其不遇，以与屈原同传，遂尤为后世所知闻。
参考书：
《史记》（卷八十四，一百一）
《汉书》（卷四十八，四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