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事可以干干，有什么人可以聊聊。当朦胧的晨雾象幽灵一般拍打着电影院的窗户和屋檐时，我靠在座位的木扶手上睡着了，6个剧场清洁工开始清扫整个剧场的杂物，居然扫出了一大堆垃圾。我低头打着鼾，垃圾差点碰到我的鼻子——他们几乎连我也一块儿给清扫了。这是后来狄恩告诉我的，他在后面10排看到了这一切。所有的香烟头、酒瓶、火柴盒都被扫到这堆垃圾里。如果他们把我也给扫走，那么狄恩就再也见不到我了，那时，他就要跑遍美国，从东到西查看每一只垃圾桶。我会在垃圾桶对他说什么呢？“别来打扰我，伙计，我在这里很快活。1949年8月的一个晚上你在底特律把我给丢了，为什么还要到这个污秽的地方来打扰我呢？”

    1942年我曾经在一出令人作呕的把戏中成了主角。那时我是个水手，在波士顿斯考利广场的帝国咖啡馆里喝酒，我一气喝了60杯啤酒，然后出去上厕所。由于喝得太多，我一下倒在小便池里睡着了。那天晚上，至少有100个水手和各种各样的人兴味盎然地跑进去看我。

    但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在尘世中默默无闻的人要比在天堂上声名显赫自由自在得多，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尘世？全是些虚无缥渺的想象。

    清晨，我和狄恩骂骂咧咧地从这个可怕的地方钻了出来去找汽车。我们在一家黑人酒吧里喝着酒，跟几个姑娘调调情，听着自动唱机里播放的爵士乐，痛痛快快地过了一个上午，然后，我们拖着乱七八糟的行李，坐上本地的巴士乘了5英里路，准备找一个人，他要我们付4块钱，然后带我们去纽约。他是个一头金发的中年人，戴了副眼镜。他有一个温暖的家，有妻子和孩子。我们在院子里等着，他正在作出发的准备。他那可爱的妻子穿着围裙给我们端来咖啡，但我们只顾忙于聊天。这时，狄恩很兴奋，每件事都出乎意料地让他感到高兴。他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浑身上下不停地淌着汗。等我们坐上崭新的克莱斯特车向纽约出发时，那个可怜的家伙才意识到他答应搭乘的是两个疯子。但是他还是尽心尽力地开着车。事实上当我们经过布里奇斯体育场，谈论着明年的橄榄球比赛时，他已经完全习惯了我们。夜里，我们经过了多伦多，然后一直向俄亥俄驶去。我感到我又开始象旅行推销员一样一次又一次地穿过美国的大小城镇——旅行包里塞满了杂七杂八的破烂，却没有一个人要买。快到宾夕法尼亚时，那个家伙累了，于是狄恩接过方向盘，驶完了剩下一段到纽约的路。我们可以听到收音机里播放的锡德乐队演奏的最新流行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