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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用的,是分散的。

    若是在秦朝便有了系统的中医体系,把高明的医术和医书传承下去,每一代人都是在做添砖加瓦的工作,而不是重新总结,那结果便会完全不同。

    匠人精神虽好,但却在很多时候是古人自己的事情,在国家朝廷层面却很少去花心思,好似只有一样东西是在朝堂和国家层面才会去系统认真去做的,那就是儒学。

    在儒学的发展和应用上历代王朝“不懈努力”,即便是外族统治的华夏也是崇拜有嘉,非要把圣人之言总结个头头是道,非要把简单的话研究的花样百出!

    而事实上呢?圣人之言有的时候很简单,就是在表达本来的意思,越是过多的解释,荒谬的地方便越多,这也是为何后世儒家经典变成满纸荒唐言的原因。

    圣人之言是表达当下的意思,你非要去过多的解读,只能得到错误的答案,历代王朝对儒家的研究越“深刻”反而得到的错误便越多。

    因为学问是要灵活使用的,就像是逻辑思维一样,只是一种方式,做人做事的方式!

    而技术则完全不一样,格物是圣人提出的东西,讲究便是不断的研究事物的本质以获得知识和真理,但它却被束之高阁,成为一句“格物致知”的口头禅。

    文人知道格物致知,但却不知道它存在于世间的各个角落,人们只知四时交替,却不知为何会有春夏秋冬,人们知道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却不知为何会有如此变化。

    如此一来“格物致知”岂不可笑?

    但这一切到了大宋,到了赵祯统治的时代却不一样了,格物被彻底的划分出来,被明确的列为一个科目,与儒家经典的地位不相上下,赵祯甚甚至在不断的努力,让它超越儒家经典的存在。

    为何?

    因为格物在不断的变化,在变化中给人带来各种各样的利益和好处,这些是能用肉眼看见的东西。

    还有别的问题吗?

    当然有,赵祯两世为人发现了另一个致命的缺点,因为文化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之间的不同!

    儒家经典对人的要求往往是守礼,上下尊卑分的明明白白,西汉的董仲舒以一人之力把华夏按在一个框架之中数千年,三纲五常便成为了华夏甚至是周边王朝的志高准则。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一出,人们便在框架中不断的打转,并非是这三纲不好,而是它的约束性太强。

    规矩被人视作比性命还重要的东西,进而延伸到了所有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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