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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

    (69)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70)。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末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1)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号。

    (2)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当时的广州市长林云陔、教育局长刘懋初等均在会上作反共演说。他们打着“学术”的旗号,也“邀请”学者演讲。作者这篇演讲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作者后来说过:

    “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致陈濬信)他在这次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演讲里,曲折地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揭露和讽刺。

    (3)黄巾指东汉末年巨鹿人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汉灵帝中平元年(184)起义,参加的人都以黄巾缠头为标志,称为“黄巾军”。他们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攻占城邑,焚烧官府,旬日之间,全国响应,给东汉政权以沉重的打击。但后来终于在官军和地主武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4)董卓(?—192)字仲颖,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东汉末年的大军阀。灵帝时为并州牧,灵帝死后,外戚首领大将军何进为了对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阳后,即废少帝(刘辩),立献帝(刘协),自任丞相,专断朝政。献帝初平元年(190),山东河北等地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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