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无法触及的，而是对正义的期望和在上帝面前的一种自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对生命的一种敏感的回应。

    如今，我只要一谈起在马萨特兰钓枪鱼，或者在弗雷泽河上钓三文鱼，想起大声高唱对硬头鳟的赞美，以及在许多河流钓大麻花鱼，我就异常高兴和激动。可是不管怎么高兴和赞美，记忆的溪流总能把我带回到那个礼拜日清晨在“洛迪磨房”的深切回忆。正是那一天，我心中滋生出一种敏感。当父亲和我回到家时，我已把这种敏感打上烙印封存起来。那天我们自豪地把钓来的五颜六色的鱼扔进了厨房的水池里。

    “好吧，”妈妈既夸张地表示了惊讶，又夸张地表示了关注，“别人会怎么说呀？”

    “当然会说鱼钓得真不错呗！”父亲说。

    “可是，是在礼拜日呀，”母亲还是颇为不安地说，“而且正好是去教堂做礼拜的时间。”父亲眨眨眼睛，说道：“我们钓的鱼不少，可以给舅舅几条也没关系。”

    母亲一甩手，“我可不这么想！还不如让人家认为你们一条都没钓到呢！”可是母亲已经准备系上围裙，到处找切鱼的刀，好像磨房边的池塘可能会在一眨眼的时间就变成加利利之海，有无数的鱼等着她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