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场合，流通手段只是发生暂时的变动，英格兰银行会在每季纳税和每季支付国债利息以前不久，按低息发放短期贷款，以便这种变动得到平衡。这些这样发行出去的过剩的银行券，首先会把纳税所造成的空隙填补；但由于要偿还上述银行贷款，支付国债利息而投到公众手中的过剩银行券又会立即流回银行。

    在另一场合，通货的短缺或充足，始终只是同一数量的流通手段在现款和存款(即借贷工具)之间的不同的分配。

    另一方面，例如，如果由于金流入英格兰银行，银行券的发行额相应增加，那末，这些银行券就会参加这个银行以外的贴现业务，并且会在贷款偿还的时候流回，所以，流通的银行券的绝对量只是暂时增加。

    如果通货充足是由于营业的扩大(这在物价比较低的时候也是可能发生的)，那末，由于利润增大和新的投资增加所引起的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利息率可能是比较高的。如果通货短缺是由于营业收缩或信用非常活跃，那末，利息率在物价高的时候，也可能是低的(见哈伯德的著作【见本卷第623-624页。】)。

    通货的绝对量只有在紧迫时期，才对利息率产生决定的影响。这时，对充足的通货的需求，只是表示由于信用缺乏(把货币流通的速度已经减慢和同一些货币不断转化为借贷资本的速度已经减慢的情况撇开不说)而产生了对贮藏手段的需求，例如1847年，银行法的暂停执行并没有引起通货膨胀，却足以使贮藏的银行券重见天日，投入流通。或者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可能实际上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例如1857年，银行法暂停执行后，通货实际上暂时增加了。

    在另外的情况下，通货的绝对量不会影响利息率。第一，这是因为通货的绝对量——假定周转的节约和速度不变——是由商品的价格和交易的总量决定的(这时候，一个要素通常会抵销另一个要素的作用)，最后是由信用的状况决定的(而通货的绝对量决不会反过来决定信用的状况)；第二，这是因为在商品价格和利息之间并无任何必然的联系。

    在银行限制法实施期间(1797—1820年)，发生通货过剩，利息率始终比恢复兑现以来高得多。后来，随着银行券的发行受到限制和汇兑率提高，利息率迅速下降了。1822年、1823年、1832年，一般说来通货很少，利息率也低。1824年、1825年、1836年，通货很多，利息率也提高了。1830年夏，通货很多，但利息率低。自从金矿发现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