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约有650万镑为伦敦各银行家所有。”(银行法，1858年第LVII页)

    利息率的变动(撇开较长时期内利息率的变动或不同国家利息率的差别不说；前者由一般利润率的变动决定，后者由利润率之间的差别和信用发展上的差别决定)，取决于借贷资本的供给(假定其他一切条件，如信任的程度等等，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取决于以货币形式，即以硬币和银行券形式贷出的资本的供给；这种资本和产业资本不同，后者是通过商业信用以商品形式贷给再生产当事人自己的。

    但是，这种借贷货币资本的量，终究不同于流通货币的量，并且是不以后者为转移的。

    例如，如果20镑每天贷出五次，那末就有100镑的货币资本被贷出，这同时还意味着这20镑至少已经四次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执行职能；因为，如果没有购买和支付作为媒介，它就不会至少四次代表资本的转化形式(商品，其中也包括劳动力)，从而不会构成一个100镑的资本，而只会构成五次各20镑的债权。

    在信用发达的国家，我们可以假定，一切借贷货币资本，都以存款的形式，存放在银行和贷款人手里。这个假定至少对整个营业来说是适用的。此外，在营业兴旺时期，在真正的投机尚未盛行之前，由于信用容易取得，信任日益增长，所以流通职能的大部分，则由简单的信用转移来执行，而无须金属货币或纸币介入。

    在流通手段量较小时，是否就能有巨额存款，仅仅取决于：

    1．同一货币所完成的购买和支付的次数；

    2．同一货币作为存款流回银行的次数。它反复执行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是通过它重新转化为存款来完成的。例如，一个零售商每周把货币100镑存到银行家那里去；银行家用它来支付工厂主存款的一部分；工厂主把它支付给工人；工人把它付给零售商；零售商重新把它存入银行。因此，零售商存入的100镑，第一，是用来支付工厂主的存款，第二，是用来支付给工人，第三，是用来支付给零售商自己，第四，是用来作为这个零售商的货币资本的另一个部分存入银行；所以，经过二十周后，如果他自己没有动用这笔存款，他就已经用这100镑在银行家那里存入2000镑了。

    这个货币资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闲置不用，只有从银行准备金的流入和流出中才能看出。因此，1857年任英格兰银行总裁的魏格林先生得出结论说，英格兰银行的金是“唯一的”准备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