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的两种压力下，这三个人一般会选择降低香烟档次的方法（如原来抽高档烟的减少高档烟而增加中档烟的购买），在不增加开支的情况下满足烟瘾。这样，吸烟量并不会因为香烟价格的提升而下降。以印度为例，在2001年2月，印度出于地震救灾急需资金的压力，将卷烟税增加了l5%。结果2001年当年，印度人购买了大约780亿支卷烟，比去年的920亿支下降140亿支。然而，这并不说明这个国家的吸烟量下降了，烟民们的选择转向了价格相对便宜的比迪烟。比迪烟是一种传统的吸烟方式，与卷烟不同，而它的焦油含量却要比大多数卷烟高出30毫克（卷烟平均18毫克）。烟民们采用了“商品替代”的办法继续吸烟。

    在我国，曾经有这样一个形象的链式图，也很好地说明了香烟替代的特点：

    “中华红塔山红河金花炮台烟丝烟叶旱烟”。

    毫无疑问，高额税收会通过税赋转嫁，最终由消费者负担。由于我国烟民中，绝大多数都是低收入阶层，加之卷烟市场上有各种价格的香烟，最终中国烟民（尤其是其中的两亿农民）没有因为卷烟高价选择了放弃或减少吸烟，而是转为吸食未经加工处理的烟叶或廉价假烟，而它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将会更大，因为烟叶以及廉价假烟对人体的危害更大。

    另外，卷烟高税也促进了黑市的发展。面对超额利润的诱惑，假烟、走私屡禁不止。假烟在世界的卷烟消费量中，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

    由此可见，高税政策在抑制吸烟、维护消费者健康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由于卷烟需求缺乏弹性，消费者对于烟价提高并不十分敏感，该吸照吸，结果使得卷烟税收一直居高不下，并一直占据着中国第一税源的“宝座”。

    事实上，要抑制吸烟，不能单纯依靠税收这个经济杠杆。最根本的办法是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加强吸烟有害的教育，改善医疗条件，从立法上规范卷烟生产和销售，扩大公共场所禁烟区，推广科学有效的戒烟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长期地控制烟草带来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