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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认识我父亲的乡亲,这使我更加了解我家的政治地位。我只是被雇来当医疗调查队的翻译,算不上高级职位,但人们一听到我的名字就以为是代表父亲的,以为库菲家族回到巴达赫尚省的社区里搞竞选动员了。

    村民出来找我亲自谈话,提出问题让我帮助解决。我向他们解释,调查队不是我组织的,我只不过是个低级的辅助角色罢了。但他们的热情不减,依旧跟我聊一些与调查毫不相干的话题,什么工资问题、土地争端啦,等等。这真的让我有点胆怯,一下子不知如何应对是好,但也使我更加清晰地看到了人生的目的,强化了我投身政治的决心和归属感。就在彼时彼地,在父亲的政治遗产和母亲的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下,看着怀里的婴儿,我下定决心想要成为一名政治家。我甚至认为想要还不恰当,应该是我必须成为政治家,我就是为这个角色而生的。

    调查总共花了6个星期。莎哈扎德才18个月大,不在的日子里我无比想念她。哈米德非常乐意照顾她,因为我知道,在他内心,他也明白自己时日不多了。短短的几个星期能够和心爱的大女儿亲密相处,对他来说弥足珍贵。

    调查结束后,我回到孤儿院继续工作,这进一步促使我投身政治。孤儿院有120名学生,男生女生各60名。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那么凄惨。有些孩子父母双亡,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孤儿。有些孩子的母亲还健在,但改嫁之后,继父不要他们;有些孩子家里养不活他们,所以才被送到孤儿院。这样的命运听了之后真令人心碎,我真希望能够将每一个孩子都带回自己家里。头三个月,我一个个孩子问过来,了解他们的背景,将他们的个人资料分门别类录入数据库。

    尽管孩子们的身世悲惨,孤儿院却是个欢乐的地方。工作的时候,我带上两个女儿,舒拉在头巾底下很安静,莎哈扎德跟孩子们玩得很开心。如今,有些孩子与我至今还偶尔有联系。好几个孩子已经上了大学,我还会尽可能去帮助他们。有些孩子到喀布尔学习,我就租房子给他们住。没了父母亲,他们无依无靠,我见了就想帮上一把。我钱不多,帮助他们时经济上也常常捉襟见肘,但我就是想这么做,就是心甘情愿地去帮助他们。

    几个月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联合国在当地设立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办事处。我递交了申请,结果获得了一份名叫儿童保护干事的工作。办事处很小,我担任第二负责人。给联合国办事是我职业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大步。这份工作并不好做,我需要与在战争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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