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婚礼既甜蜜又痛苦。母亲已经归西，健在的姐妹们分散在全国各地，不能来参加婚礼。曾经刚生下我来就想让我死的母亲，这么多年来干得那么起劲为的就是我能有个好未来，在病榻上，趁弥留之际给我挑个好丈夫的母亲，竟然不能参加我的婚礼。准备婚礼的时候，没有她在场握着我的手，对我说鼓励的话语，真的比走在滚烫的钉子上还令人心痛。

    早上六点，发型师用卷发器给我卷发。她嘴里不停地发出啧啧的叹息，说我面色很憔悴，应该多睡一会儿。坐在椅子上我都快睡着了，一直睡到十点半，然后才开始化妆。发型师看到我这副模样，依旧用啧啧声对我表示同情。照了镜子之后我才意识到她说的一点儿都不差，我确实很难看，黑眼圈，满脸痘痘。还有一件令我异常失望的事就是，我本来打算偷偷地用录像机或者让专业的摄影师将婚礼全程拍摄下来，塔利班禁止人们录像，但一些录像从业人员愿意冒险，只是服务价格比以往贵两倍，因为他们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可是，我哥哥不允许我这么做。他的一些老朋友在政府部门地位卑微，他就怕这些人会向塔利班当局告发我。所以，我的婚礼没留下任何形式的纪念，只有几张朋友们用自己的照相机偷偷拍的粒相快照。

    婚礼上的很多人我不认识。来宾中很多是我哥哥的朋友或者他们的妻子，还有他的同事。我开始有点生气，心想，他们是不是为了吃免费大餐而来呢？很显然，他们不是真正为了向我道喜而来的。

    婚礼中的宗教仪式部分是由一名毛拉主持的。哈米德、我，还有两位证婚人被带到一个单独的房间。那天，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哭了起来，当然那绝不是最后一次。结果可想而知，我所化的妆那天唯一令我看起来显得迷人一些的东西，开始顺着脸颊滑落。我忘情地抹了抹眼睛，自然而然地把睫毛膏抹到了粉红色的礼服上来。幸运的是，仪式结束之后，我就换上了白色长袍。在花边袖子和长长的网眼之下，我觉得自己稍微漂亮了些。

    当晚迟些时候，按照传统，家中的长者，要么父亲要么兄长，拿着一些布，包一些糖和布料，绑到新娘的一只手腕上，这象征着新娘将被送往新郎的家。这是一个感人的场面。米尔沙卡伊拿饰带往我手腕上绑糖果的时候我哭了，他竟然也跟着哭了起来。于是，我们兄妹俩就相拥而泣。我们哭并不是出于仪式的需要，而是为那么多理应在场却不能在场的人而哭：母亲、穆基姆、父亲。我们为大家庭失去的一切失去的身份和地位，失去的家园和生活方式而哭泣。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