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共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打倒他。这个文件是敌人在反对自己的政敌中所用的最卑鄙、最无耻的手段。当时党中央请在上海开业的法国律师巴和，李《申报》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周恩来在党内用的别名。这个启事，既澄清了事实真相，又彻底地揭露了敌人。事实上，早在《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登出之前两个月，周恩来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离开了上海，进入苏区。红卫兵用小报在全国到处散布：“伍豪脱党叛变，伍豪就是周恩来……”在社会上煽起了一股反周风浪。当年曾经担任党中央组织部长在上海深知“伍豪启事”全过程的康生，装聋作哑，拒不说明真相。周思来只得找来当年有关“伍豪启事”的历史资料，写信报告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一月廿六日，毛泽东对此报告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那时，林彪成了红得发紫的第二号人物。林彪与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几乎代替了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一个常委可以宣布打倒另一个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可以宣布打倒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无可奈何。贺龙、刘少奇、陶铸三位领导人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先后含冤去世。周恩来没有办法。

    正因为周恩来处在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上，明察国内外形势，通观全局，更为忧虑。当时，毛主席认为世界上虽然动荡得比较厉害，但一时还不会发生很大的事情，所以利用这个空隙来开展“文化大革命”。(我们今天且不论我国的邻居日本及后来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南朝鲜、台湾、香港与新加坡怎么利用了世界上这个动荡的空隙来创造了经济的奇迹而起飞)到“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即一九六九年，我国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不少企业处于停产闹革命的状况。铁路运输处于半失控状态。军队装备落后，训练素质十分低下。国防部曾被造反派当作敌人的堡垒来冲击。我军难得的一批富于战争经验的将帅们，被批、被斗、被关。而中苏边境发生了珍宝岛冲突。苏军大兵压境，中苏两国的战争几乎一触即发。国家危如累卵。周恩来的确是忧心如焚！他仍然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力挽狂澜。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法国首任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到任，在会见周恩来时，马纳克说奉戴高乐总统指示将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转给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内容说，三月底戴高乐到华盛顿参加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葬礼时，尼克松正式请法国总统把美国有意改善同中国关系的口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