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几句问好的话。不几天，他们给飞飞起了一个雅号：“八条之花”。记得当时我跟她开玩笑说：“飞飞一来我们家，这胡同里没有人再看我一眼了。”她说：“你还小，过两年你才是真正的‘八条之花’呢！”记得也就在那次，飞飞有一天又和丈夫在我家西房争吵起来。后来她很忧郁，对我母亲说：“在重庆时，我曾经算过一次命。那瞎子说我三十岁时有一道坎，很可能过不去。今年我二十九了，谁晓得明年是否过得去？”母亲安慰她说算命的话不可真信。谁知第二年正当她三十岁生日刚过，飞飞就自杀了！那时她在津沽大学教书，学校批判她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学生。生活中她有一个十分关心她的男性朋友，表姐夫为此整日与她吵架。飞飞一定觉得生活已没有任何值得留恋了，才抛下两个年幼的女儿去寻找极乐世界。

    后来，表姐夫痛不欲生，用汉白玉为飞飞修了墓碑。落葬时，他几乎精神失常，跳进墓穴要同妻子同赴九泉。他泣不成声地告诉我父亲和母亲，在飞飞自杀前的晚上，她异常平静，比平常更早就上床休息了。表姐夫竟什么变化也没有觉察到。第二天早晨，表姐夫要去上班，见飞飞仍睡得很熟，他想让她好好休息，于是关照家中女佣不要惊动太太。待他中午回来，飞飞仍未起床，卧室门紧闭着，他才发现不对。但一切都晚了。美丽的飞飞已脱离尘世的种种烦恼，飞向她的自由天地。

    整个1983年的夏天，陈白露和飞飞表姐不断在我眼前晃动，召唤着我。我认定那是最完美的告别人世的方法。既然表姐夫上班前都以为飞飞在熟睡，想必她留下的最后形象仍旧是很美的。于是，我紧紧地握住我那两瓶“速可眠”。心倒反而平静了，相信冠华先走一步，会在天堂等我的。

    1983年的8月已尽，暑热渐退，但冠华的身体已日益明显地衰弱下去。他的坚强是难以置信的。天天去北京医院接受放射治疗，还坚持天天要散步。病灶发展很快，刘明远主任想尽办法也难以控制。冠华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要求医生一点都不要向他隐瞒病情。如果那时有人在治疗室见到他，亲耳听他与刘大夫和护士谈笑风生，谁也无法猜到他是个身患绝症只剩下五十多天生命的人。8月19日，老朋友杜修贤、唐理奎带了照相机来访，为我们照了最后一次合影。其中的一张后来制成瓷版，放在客厅里，没有人相信那是距他逝世三十四天前的留影。

    只有我深知他内心隐藏的痛苦和他与癌症顽强战斗的毅力。他因为肺部的病灶经常咳嗽，他因为前列腺的苦恼，夜间睡不好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