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十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我和冠华那种忙中偷闲苦中作乐的日子最终到了1975年也结束了，接下去的是一场灭顶之灾。这年10月，又是基辛格来访。10月12日晚主席会见后，我参与整理记录直至凌晨。当时困得无法继续。在场那位“通天”朋友突然对我说：“你别打瞌睡了。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一定就醒了。”我问什么消息，她说：“要批判邓小平了！”我确实给吓醒了，问怎么可能？她告诉我毛主席对她们批评了清华大学的刘冰信件，并说邓小平同志是后台，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事态急转直下。在全国还未有动静之时，外交部率先掀起了批右倾高潮。10月25日，部党核心组开会学习毛主席谈话，会上有人声色俱厉批判冠华月初在纽约会见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谈话都犯了右的错误。与基辛格的谈话错误是迟迟不指出美苏搞新慕尼黑阴谋，是大使先讲了。与日本外相会谈的错误是急于与日本签和平条约，在原定会谈之外又加了一次会晤。据说这都是毛主席批评的。与此同时，宣布要扩大范围，把使、领馆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学习。
我们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打懵了。谁也弄不清这究竟是不是来自毛主席，却又不敢顶撞，于是10月27日冠华开始做检查，违心地检查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对美、对日的右倾错误，从此没完没了！正在那时我要陪同一个尼泊尔的皇室团去外地，十分放心不下冠华。记得我出发前的晚上与冠华相依相偎呆坐在沙发里很久很久。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自己的命运感到无限迷茫。我说不管多大的风浪，我们都必须顶住。冠华叹气说周总理病得那么重，谁也不再忍心去和他讲这些事。他打过几次电话请示小平同志，但他对这局势已无能为力，我不好再去请他出面制止外交部的事情，这一次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沉默，冠华又说：“反正我早已有准备罢官。只要我们在一起，罢了官就‘回家卖红薯’！”我突然情绪激奋说：“不行！凭什么就这样挨整！我们可以向主席告嘛！”
后来的一切错误都是这情绪的激奋引起的，也是我们对当时真正的政治形势根本不了解。外交部的批判已经从冠华的外交政策延伸到何英同志的所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及黄镇同志的所谓“在使馆执行错误路线，打击青年干部”。一大批老干部又面临四伏的危机。
我果真被我这该死的性格冲动所驱，状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里，并且得到了支持。12月12日，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福特之后对矛盾的双方说
我和冠华那种忙中偷闲苦中作乐的日子最终到了1975年也结束了，接下去的是一场灭顶之灾。这年10月，又是基辛格来访。10月12日晚主席会见后，我参与整理记录直至凌晨。当时困得无法继续。在场那位“通天”朋友突然对我说：“你别打瞌睡了。我告诉你一个消息，你一定就醒了。”我问什么消息，她说：“要批判邓小平了！”我确实给吓醒了，问怎么可能？她告诉我毛主席对她们批评了清华大学的刘冰信件，并说邓小平同志是后台，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
事态急转直下。在全国还未有动静之时，外交部率先掀起了批右倾高潮。10月25日，部党核心组开会学习毛主席谈话，会上有人声色俱厉批判冠华月初在纽约会见基辛格和日本外相的谈话都犯了右的错误。与基辛格的谈话错误是迟迟不指出美苏搞新慕尼黑阴谋，是大使先讲了。与日本外相会谈的错误是急于与日本签和平条约，在原定会谈之外又加了一次会晤。据说这都是毛主席批评的。与此同时，宣布要扩大范围，把使、领馆的老、中、青代表都召回学习。
我们完全被这突如其来的形势变化打懵了。谁也弄不清这究竟是不是来自毛主席，却又不敢顶撞，于是10月27日冠华开始做检查，违心地检查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对美、对日的右倾错误，从此没完没了！正在那时我要陪同一个尼泊尔的皇室团去外地，十分放心不下冠华。记得我出发前的晚上与冠华相依相偎呆坐在沙发里很久很久。我们都为国家的前途、自己的命运感到无限迷茫。我说不管多大的风浪，我们都必须顶住。冠华叹气说周总理病得那么重，谁也不再忍心去和他讲这些事。他打过几次电话请示小平同志，但他对这局势已无能为力，我不好再去请他出面制止外交部的事情，这一次只好听天由命了！我沉默，冠华又说：“反正我早已有准备罢官。只要我们在一起，罢了官就‘回家卖红薯’！”我突然情绪激奋说：“不行！凭什么就这样挨整！我们可以向主席告嘛！”
后来的一切错误都是这情绪的激奋引起的，也是我们对当时真正的政治形势根本不了解。外交部的批判已经从冠华的外交政策延伸到何英同志的所谓“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以及黄镇同志的所谓“在使馆执行错误路线，打击青年干部”。一大批老干部又面临四伏的危机。
我果真被我这该死的性格冲动所驱，状告“通天人物”到了毛主席那里，并且得到了支持。12月12日，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福特之后对矛盾的双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