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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小平同志很疲惫,写字时手稍有些发抖。以前从来没有过。我还怎么能麻烦他,给他增添困难呢!”据说在后来的灾难中,有人要置冠华于死地,把他关进牢房,是小平同志阻挡住的。再后来当冠华癌症开刀前,当时外交部的领导要取消他的高干医疗待遇,又是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保护了冠华。尽管后来冠华始终未能见到小平同志,但他对在他患难之时得到的关怀是一直铭记在心的。

    那次特别联大,我担任邓小平同志的英语翻译。出发前,小平同志嘱咐我们说他的听力不好,翻译时声音要大一点。我平时说话就较为声大,所以我说没有问题,保证小平同志听得清。但现场翻译时,我还是有意地提高了音量。终于有一天,我翻到一半时,小平同志回过头来说:“你声音放轻一点,太响了!”当时代表团传为笑谈。

    从特别联大回来,形势完全改观。因为是毛主席亲自点将由小平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所以即使中央内部那些捣乱成性的人也不敢公开反对。外交部终于又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这是一段难得的平静。虽然部内的领导班子的情况极不正常,没有集体决定的制度,没有部长的决定权,而是大事小事听命于“通天人物”的“传达”,动辄呵斥教训,但大家相信只要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岗位,大的局面不会乱。

    那一段时间,也就是1974年夏至1975年夏末秋初,也是我和冠华家庭生活比较平稳安详的一段,也许可以说是十年中唯一的一段!冠华的身体日益健康,体重恢复正常,脸色红润。他的生活也比较有规律。有一次黄镇同志回华盛顿,冠华和我去机场送行。我在休息室外与部里其他同志聊了一会,进屋时,黄镇同志叫道:“饲养员来了!”众人大笑,我不知何意。朱霖同志笑着说:“我们大家都说老乔现在非常健康,好多年了没有见他像现在这样气色好。老黄说这多亏家里有个好饲养员,把这头牛喂得这么好。”

    冠华无比珍惜我们这来之不易的爱情和我们这个家。每当劳累一天,回到家里,我帮他换上便服后,他总爱躺在他那张心爱的藤椅里,喝一口他最爱的碧螺春茶,要我靠在他身旁,轻轻拍着我的手,喃喃地自语着:“Darling,这多好啊!这是我们两人的家!”

    冠华用他自己的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我。记得1974年的6月初,我参加外交部下乡收麦。那时每年麦收季节,中央各机关的干部都要下乡帮助公社收麦。凌晨三时坐大卡车出发,天不亮就下地,要到下午收工。确实是强劳动,一天下来两条腿要疼好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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