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修贤同志来电话，他在八宝山为总理照了最后的像。电话中，老杜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苍老了许多，他说：“你这些天要多照顾点乔老爷，我怕他挺不住了。今天在八宝山他太难过了。我还从来没见他这样动感情。你知道，当总理的遗体要推进去火化时，大家哭得厉害极了。我的镜头一片模糊，什么都看不清了。乔老爷扶着总理的灵柩哭着说：‘总理，你一生没有孩子。今天让我充当你的晚辈送你一程吧！’在场的人听他这些话哭得更伤心了。我当时真怕老乔顶不住了。”我听着老杜的电话也落泪了。我深知冠华是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忘情地为总理送行的。就在总理逝世前一个半月的1975年11月下旬，外交部“率先”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在外交部的党组会上，有人指着冠华，声色俱厉地说：“外交部这次批右倾，外交上的代表就是你乔部长。你在纽约同基辛格谈判时抵制毛主席最新指示：‘美苏在搞慕尼黑阴谋’。你在同日本外相谈中日和约时右倾妥协！你的错误是1973年总理右倾错误的重复和延续！”一个半月后，冠华顶着政治上灭顶之灾全身心投入地送总理最后一程。果然，就在丧事完毕后不久，外交部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一次掀起高潮，有人讥讽地在会上说：“乔部长，听说你在八宝山说要当总理的儿子给他送终，你可真是个孝子贤孙啊！”然而，此后又过了十个月，当形势发生巨变时，同一些人却又慷慨激昂地批判冠华“反对周总理”。今天，当我的心已平静下来可以面对无情的历史时，我已不再激动，留给我的只是苦涩的清醒和心灵的一片空白。

    周总理丧事的最后一件事是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三天群众悼念。各国使领馆也前去向总理的骨灰告别。当时“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把守灵规格压得很低，每天只有一位级别低的政治局委员守灵。给外交部的“指示”是上、下午只需有一名部级领导轮流值班。如果按此执行，每个正、副部长只需守半天灵。当时，冠华很悲愤。他在党组会上说：“这是最后一次为总理送行了。我们可以排一下班，按中央说的办。但我本人准备三天全部时间都在场。”他对我说：“各国使节来向总理告别，外交部长怎么可以不在场呢！这种规定太过分了！”1月中旬的北京，寒风凛冽。在大门洞开的大殿里，温度降至零下，冠华已劳累一周，仍坚持在灵堂替总理守了三天灵。各国的使节在向新中国外交的奠基人周总理作最后告别时都见到了中国外交部的部长，世界各国的朋友一起为中国外交事业的这颗巨星的陨落默哀悼念。三天过后，冠华终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