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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当飞机平稳地飞越大西洋时,我的同伴们折腾一天已疲乏至极,一人一排位子躺下睡着了。我换到一个靠窗的位子,推开窗板,默默注视着外面黑漆漆的苍穹,心潮起伏,矛盾重重。我已不可避免地面临一次重大抉择,但要下这决心是多么不易啊!

    冠华访英回国后,我猜想他向仲曦东同志吐露了他心中的情感,因为冠华第一次到我家来访是和老仲一起来的。不巧,那晚我有活动不在家。九点多回到家,父亲的老管家高升告诉我:“来了两位客人看你,一个戴眼镜,瘦高个;一个矮胖,都是五六十岁。”这大约是在11月中下旬。第二天,冠华来电话证实他和老仲来过,想看看我。我们都在客气中流露出一种拘谨。冠华问我那个大雨之夜我从纽约回来路上可好。我说挺好。三百多位子的波音747只坐了十多个客人,都退票了。不过大西洋的鲨鱼不要我们。他说:“还开玩笑呢!我为你担心了整整一夜。一早我叫他们打电话去巴黎,知道你们平安到了,我才放心。”我沉默,不知何以作答。他又问我陪同尼泊尔客人去了哪里。我说长沙、桂林。他问有没有拍照。我说新华社派了记者,拍了不少。他说是问我个人有没有。如果有,找几张给他看看。我答应了。第二天我把在漓江的几张照片装在信封里送给他的秘书请他转交。

    此后,在我正式办完离婚手续之前,我和冠华一周通几次电话。我们从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抑制。终于有一天,在电话上冠华突然问我离婚手续办得如何了。我说快了,只需去一次派出所正式拿个证就完了。他停顿了好几秒钟,我的心很紧张。最后冠华说:“I love you. ill you marry me?”(我爱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握着话筒的手禁不住地颤抖,我哭了,但我说:“我知道,谢谢你,但这不可能!”冠华问为什么?我说我也说不清,但这个社会可能容不得我们的结合。他听了就激动起来,说了许多,都用的英语,大概是怕他的孩子听懂。那天晚上我的思绪乱极了。我知道冠华要给我的这份感情是极其珍贵的,也许这就是我从年轻时代开始一直寻而不得的那份纯情,舍弃它将是我终生的遗憾。但面对现实,我又极为清醒地意识到,一旦这段爱情公诸于世,它就会被潮水般涌来的世俗偏见所玷污。无论是冠华或我都可能难以抵挡来自社会习惯势力的压力。于是,我深夜起来给冠华写了一封长信。我说我已无法欺骗自己我对他仅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爱情是极其真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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