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神的力量！
现在，毛主席又为我开辟一个未来新的感情世界。过去一切悲欢离合重映在眼前，我默默地回味着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兴奋。那年我三十六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已近尾声。本来应该是生活与事业丰收的时节，我却面临着一切从头开始的后半生。心里只觉得空空的，好像回头看，走过的路已无踪迹，我又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我这大半生常常为这种空荡荡的感觉所困扰，总感到我留下的悠悠往事像云雾般飘过天际，剩下在我眼前的总是一片空茫！一切荣辱都毕竟是过眼云烟，真正使我难以排解的是折磨我大半生的那无尽止的孤独！
主席语重心长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我就随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了。这年，我是团长乔冠华的主要翻译。世上的事总像是由不可知的命运在操纵，我没有想到冠华当时心中已萌发的对我的情感，因而也没有想到临行前主席这番话所激起的冠华感情上的波澜。但不久，我就意识到我需要面对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择。
这一年的联大会议开得十分平淡。正像后来冠华说的那样，70年代不知怎么，凡是逢单的年头世界上必出大事，如1971年的印巴战争，1973年的中东战争，以及1975年的印支形势变化；可是逢双却都无甚大事。作为团长的冠华相对说这一年比较轻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此时已买下纽约西区六十七街林肯中心对面的旧旅馆，改造为代表团驻地，因而生活比第一年住在罗斯福旅馆十四层也方便许多。冠华计划联大会议之后回国途中访问英、法两国。按出发前的方案，我也是他访问欧洲的主要英语翻译。
从1971年开始，周总理嘱咐每年赴联大的代表团都由民航派专机送至巴黎，他说他每年都要去机场送行。那天晚上出发前在总理的西花厅开会，散会已是十点多钟，回家取了行李就直奔机场。尽管冠华一再劝阻，周总理还是去机场在飞机旁一一与全团人员握手告别。
到达纽约之后忙碌了几天，我常常觉得冠华若有所思，对我也很客气。终于有一天，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微妙的谈话。那时，每年的联大会议是最好的国与国之间双边、多边会晤的机会。冠华除了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外，大量的工作是在会外与各国外长的接触。这天上午，他有一个会见，地点约在大会大厅后面的休息过道。大会开会时，那里比咖啡厅安静。我和礼宾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冠华到了会见地点后等了十多分钟仍不见对方来。礼宾司的同志说他去会场内找一找，
现在，毛主席又为我开辟一个未来新的感情世界。过去一切悲欢离合重映在眼前，我默默地回味着生活的甜、酸、苦、辣，既没有悲伤也没有兴奋。那年我三十六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已近尾声。本来应该是生活与事业丰收的时节，我却面临着一切从头开始的后半生。心里只觉得空空的，好像回头看，走过的路已无踪迹，我又重新站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我这大半生常常为这种空荡荡的感觉所困扰，总感到我留下的悠悠往事像云雾般飘过天际，剩下在我眼前的总是一片空茫！一切荣辱都毕竟是过眼云烟，真正使我难以排解的是折磨我大半生的那无尽止的孤独！
主席语重心长的谈话之后的第二天，我就随中国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大会议了。这年，我是团长乔冠华的主要翻译。世上的事总像是由不可知的命运在操纵，我没有想到冠华当时心中已萌发的对我的情感，因而也没有想到临行前主席这番话所激起的冠华感情上的波澜。但不久，我就意识到我需要面对一生最重大的一次抉择。
这一年的联大会议开得十分平淡。正像后来冠华说的那样，70年代不知怎么，凡是逢单的年头世界上必出大事，如1971年的印巴战争，1973年的中东战争，以及1975年的印支形势变化；可是逢双却都无甚大事。作为团长的冠华相对说这一年比较轻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此时已买下纽约西区六十七街林肯中心对面的旧旅馆，改造为代表团驻地，因而生活比第一年住在罗斯福旅馆十四层也方便许多。冠华计划联大会议之后回国途中访问英、法两国。按出发前的方案，我也是他访问欧洲的主要英语翻译。
从1971年开始，周总理嘱咐每年赴联大的代表团都由民航派专机送至巴黎，他说他每年都要去机场送行。那天晚上出发前在总理的西花厅开会，散会已是十点多钟，回家取了行李就直奔机场。尽管冠华一再劝阻，周总理还是去机场在飞机旁一一与全团人员握手告别。
到达纽约之后忙碌了几天，我常常觉得冠华若有所思，对我也很客气。终于有一天，我们之间发生了一段微妙的谈话。那时，每年的联大会议是最好的国与国之间双边、多边会晤的机会。冠华除了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外，大量的工作是在会外与各国外长的接触。这天上午，他有一个会见，地点约在大会大厅后面的休息过道。大会开会时，那里比咖啡厅安静。我和礼宾司的一位同志陪同冠华到了会见地点后等了十多分钟仍不见对方来。礼宾司的同志说他去会场内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