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但后来它却使我们魂绕梦萦，难以忘怀，因为我们毕竟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贡献给了这个校园。
开学不久，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以其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使我们这批新来的学生为之信服。生活上的艰苦已经习惯，也就不是重要因素了。当时外国语学院的英语系云集了一批全国第一流的教师，教授中有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李秉汉……这样一批从国外回来的专家，青年教师的力量恐怕是全国少见的强大阵营，一大批解放初期向往革命参加华北革命大学的原来上海、南京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在经过“革大”培训后都被分配到外国语学院任教，其中有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几十年中，他们都是英语系的中坚力量。我们庆幸能在这样优秀的教师指导下进入西方语言文学的神圣殿堂。
我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我们一个班的同学真是充满了团结、友爱、奋进的朝气蓬勃的良好气氛。生活也充满情趣。我始终觉得那是个无比光辉的年代，这主要是人们真正向往革命，因而都具有那种无私的献身精神。那时候的年轻一代人似乎心灵都很纯洁，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同班女同学中，陈佩冬是我的好友，我们睡上下铺，我在上面。我们二年级时，李秉汉教授给我们上精读课。其实我和陈佩冬并不相像，我的个子也比她高很多。但不知为何，李公总是把我们两人弄混。他点我
名问问题时，总是叫我陈佩冬，而叫陈佩冬回答问题时又叫她章含之。开始，我们还纠正他，后来发现李公认定了我叫陈佩冬，而她叫章含之，我们也就将错就错，反正期终考试，考卷上有名字，弄不错就行了。所以我们全班十五个学生都习惯了在上李公的课时，每当他叫陈佩冬时，我站起来，而叫我时，陈佩冬站起来。我们两人都不计较李公对我们课堂表现的评价。有趣的是，那个学期结束时上最后一堂李公的课，当他叫到陈佩冬，我站起来时，李公突然仔细地看着我。然后说：“Oh，I am sorry, you are章含之！”我们全体同学友好地都笑起来，李公问：“have I always been wrong?”（我一直弄错了吗？）我们笑得更厉害了！这件事在相隔四十三年之后，我们老同学聚会时还常常记起。
我们班上有一位调干学生，他叫顾阳光，很小的个子。他是从某个工作单位调来学英语的，已经是个干部，年龄起码比我们大十多岁。他后来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顾阳光身处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之中与
开学不久，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以其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使我们这批新来的学生为之信服。生活上的艰苦已经习惯，也就不是重要因素了。当时外国语学院的英语系云集了一批全国第一流的教师，教授中有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李秉汉……这样一批从国外回来的专家，青年教师的力量恐怕是全国少见的强大阵营，一大批解放初期向往革命参加华北革命大学的原来上海、南京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在经过“革大”培训后都被分配到外国语学院任教，其中有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的。几十年中，他们都是英语系的中坚力量。我们庆幸能在这样优秀的教师指导下进入西方语言文学的神圣殿堂。
我不知道现在大学生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我们一个班的同学真是充满了团结、友爱、奋进的朝气蓬勃的良好气氛。生活也充满情趣。我始终觉得那是个无比光辉的年代，这主要是人们真正向往革命，因而都具有那种无私的献身精神。那时候的年轻一代人似乎心灵都很纯洁，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同班女同学中，陈佩冬是我的好友，我们睡上下铺，我在上面。我们二年级时，李秉汉教授给我们上精读课。其实我和陈佩冬并不相像，我的个子也比她高很多。但不知为何，李公总是把我们两人弄混。他点我
名问问题时，总是叫我陈佩冬，而叫陈佩冬回答问题时又叫她章含之。开始，我们还纠正他，后来发现李公认定了我叫陈佩冬，而她叫章含之，我们也就将错就错，反正期终考试，考卷上有名字，弄不错就行了。所以我们全班十五个学生都习惯了在上李公的课时，每当他叫陈佩冬时，我站起来，而叫我时，陈佩冬站起来。我们两人都不计较李公对我们课堂表现的评价。有趣的是，那个学期结束时上最后一堂李公的课，当他叫到陈佩冬，我站起来时，李公突然仔细地看着我。然后说：“Oh，I am sorry, you are章含之！”我们全体同学友好地都笑起来，李公问：“have I always been wrong?”（我一直弄错了吗？）我们笑得更厉害了！这件事在相隔四十三年之后，我们老同学聚会时还常常记起。
我们班上有一位调干学生，他叫顾阳光，很小的个子。他是从某个工作单位调来学英语的，已经是个干部，年龄起码比我们大十多岁。他后来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顾阳光身处一群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之中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