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教改工作真正落实而不是一走了之！
我是9月30日离开沙洋的，那天有一辆卡车去武汉，我可以搭车。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发生了一件悲剧事件。早饭后，我出于礼貌，去向军宣队告辞，却发现他们那几间屋子空无一人。我在廊下转悠了一会儿，见通信员小董神色慌张地跑回来。我问他出什么事了，他说英语系的教师吴道生在树林中上吊自尽了！
吴道生是当时英语系中年讲师中极有才华的一个。我记得他毕业于原南京中央大学，好像是最早一批参加华北革大从南方来到北京的。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才华横溢，却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极右”。他被送去劳改，听说在那吃不饱肚子的大跃进之后的自然灾害年代，吴道生承受着最繁重的搬石头的劳动。大约四五年后．他终于回到了外国语学院教书。但那时，他的家已破碎了，带着一个儿子住在一号楼进门第一间的小宿舍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自己被批斗，所以也弄不清吴道生处境如何。也许那时的造反派要抓“活老虎”，对“右派”这样的“死老虎”并不太感兴趣。可是军宣队进院后，他却被点名说他幕后煽动学生造反派。在沙洋，他在英语系所在的二队，听说也被勒令交代问题。也许他最后走这一步是不奇怪的，因为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他失去的太多了。
我和吴道生并不熟悉，但我在读四年级时参加排演了一个萧伯纳的短喜剧“Augustus Does ”（“奥古斯塔为国效劳”），吴道生是我们的导演。他不仅英语水平很高，还非常懂戏剧，是一个很好的导演。他劳改回来后，我与他分在同一教研室教同一个年级。我常常请教他一些备课中的问题，知道他的学识很有根底。可惜他大概只在人世间逗留了四十多个年头，而其中相当长的时间是经历苦难。
作为吴道生的学生和同事，我和他来往并不密切。后来在80年代，他的儿子出于尽管不合情理但我却能够理解的怨恨情绪把当时英语系教师中的党员都看作是对他父亲的自杀负有责任，因而莫名其妙地对我也有一种仇视。但这又怎能责怪他呢？他本应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才华出众，都很会生活。在我1953年入学之初他们当时是英语系教师中的佼佼者。然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毁掉了这本应很美满的知识分子家庭，最后真正地是“家破人亡”。吴道生在沙洋的树林中告别人世至今已是二十七年了。在这漫长的二十七年中，大概没有人为他写过悼文。我虽称不上是他的朋友，但我仍想以这段文字来悼念一位学识渊博却命运
我是9月30日离开沙洋的，那天有一辆卡车去武汉，我可以搭车。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天发生了一件悲剧事件。早饭后，我出于礼貌，去向军宣队告辞，却发现他们那几间屋子空无一人。我在廊下转悠了一会儿，见通信员小董神色慌张地跑回来。我问他出什么事了，他说英语系的教师吴道生在树林中上吊自尽了！
吴道生是当时英语系中年讲师中极有才华的一个。我记得他毕业于原南京中央大学，好像是最早一批参加华北革大从南方来到北京的。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才华横溢，却在反右斗争中被划为“极右”。他被送去劳改，听说在那吃不饱肚子的大跃进之后的自然灾害年代，吴道生承受着最繁重的搬石头的劳动。大约四五年后．他终于回到了外国语学院教书。但那时，他的家已破碎了，带着一个儿子住在一号楼进门第一间的小宿舍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自己被批斗，所以也弄不清吴道生处境如何。也许那时的造反派要抓“活老虎”，对“右派”这样的“死老虎”并不太感兴趣。可是军宣队进院后，他却被点名说他幕后煽动学生造反派。在沙洋，他在英语系所在的二队，听说也被勒令交代问题。也许他最后走这一步是不奇怪的，因为命运对他太不公平，他失去的太多了。
我和吴道生并不熟悉，但我在读四年级时参加排演了一个萧伯纳的短喜剧“Augustus Does ”（“奥古斯塔为国效劳”），吴道生是我们的导演。他不仅英语水平很高，还非常懂戏剧，是一个很好的导演。他劳改回来后，我与他分在同一教研室教同一个年级。我常常请教他一些备课中的问题，知道他的学识很有根底。可惜他大概只在人世间逗留了四十多个年头，而其中相当长的时间是经历苦难。
作为吴道生的学生和同事，我和他来往并不密切。后来在80年代，他的儿子出于尽管不合情理但我却能够理解的怨恨情绪把当时英语系教师中的党员都看作是对他父亲的自杀负有责任，因而莫名其妙地对我也有一种仇视。但这又怎能责怪他呢？他本应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才华出众，都很会生活。在我1953年入学之初他们当时是英语系教师中的佼佼者。然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毁掉了这本应很美满的知识分子家庭，最后真正地是“家破人亡”。吴道生在沙洋的树林中告别人世至今已是二十七年了。在这漫长的二十七年中，大概没有人为他写过悼文。我虽称不上是他的朋友，但我仍想以这段文字来悼念一位学识渊博却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