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愿意回沙洋干校。主席给了我外语教改的任务,我还未完成,不好半途而废。周总理也就同意了。
我在这年的11月底最后一次回到沙洋干校。那时湖北的气候已经很凉,转眼已入隆冬。教改的事虽然没有大的争论,但进展仍不尽如人意。8341军宣队的领导心里大概存有芥蒂,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冷淡多了。有一次,在争论比较剧烈时,他们派来替代孙泽福的第一把手对着我气冲冲地说:“你还可以去告我们状嘛,大不了把周总理请到沙洋来,我们列队欢迎!”我无言以对,也不懂为什么我们都出于一个目的想使外语教学开始一个新阶段,却如此计较个人意见得失而耿耿于怀。我明白了我自己过于认真,而许多事是那个时代的烙印,非我能力所及,因此后来在许多事情上,我也就得过且过,尽量求个妥协了。所以我在沙洋的最后一段两三个月的时间倒是很悠闲超脱。到了3月下旬,8341军宣队政委张随之通知我,他们接到指示要我立即回北京,正式调离外国语学院,到外交部报到。
我的沙洋生活就这样匆匆地开始,又匆匆地结束了。
我在这年的11月底最后一次回到沙洋干校。那时湖北的气候已经很凉,转眼已入隆冬。教改的事虽然没有大的争论,但进展仍不尽如人意。8341军宣队的领导心里大概存有芥蒂,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冷淡多了。有一次,在争论比较剧烈时,他们派来替代孙泽福的第一把手对着我气冲冲地说:“你还可以去告我们状嘛,大不了把周总理请到沙洋来,我们列队欢迎!”我无言以对,也不懂为什么我们都出于一个目的想使外语教学开始一个新阶段,却如此计较个人意见得失而耿耿于怀。我明白了我自己过于认真,而许多事是那个时代的烙印,非我能力所及,因此后来在许多事情上,我也就得过且过,尽量求个妥协了。所以我在沙洋的最后一段两三个月的时间倒是很悠闲超脱。到了3月下旬,8341军宣队政委张随之通知我,他们接到指示要我立即回北京,正式调离外国语学院,到外交部报到。
我的沙洋生活就这样匆匆地开始,又匆匆地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