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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他大概重复了我向毛主席反映的意见:学校军、工宣队支一派,打一派,保护“极左”的势力包括公开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周恩来”大字报的组织,而打击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打倒陈毅同志、反对全盘否定十七年成绩的革命干部、教师和群众。

    这次会见后,我期待着学校形势有些重大变化。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唯一的变化是我自己得到了优待,不仅全面恢复了人身自由,还在1969年党的“九大”开幕前被派去参加“九大”报告的翻译班子。那时候,这是件极为光荣的事,只有政治上得到最大的信任才能进入这个班子。我奉命到新华社报到,所有的专家和一般翻译都集中在一个从前的外国专家院子里。“文革”期间,大部分外国专家被赶走了或吓跑了,剩下的几个外国老共产党员被关起来了,就像外国语学院的英国老专家柯鲁克夫妇。新华社的专家院也空了。翻译班子集中之后,向我们宣布的纪律十分严厉。为了保密,我们不仅不准回家,连打电话都不允许。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彻底地与世隔绝。工作非常紧张,尤其到开幕前夕必须定稿时,有几天,全体人员加班加点,几乎二十四小时没有睡觉。

    我当时真是很高兴能参加“九大”的翻译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在政治上表明了彻底的平反,而且在荒疏三年之后,我又接触了我很喜爱的英语。生活似乎又有了转机!

    然而,这种喜悦随着“九大”结束,我回到学校时又很快地消失了。当我看到一切不公正的事情仍然存在,当我看到与我一起落难的朋友和其他很多好人仍在接受所谓的审查,当我看到他们黯淡的眼光时,我意识到我多少是被“招安”、被“收买”了,军宣队所“解放”的只是我一个人,为的是要我不再给他们制造麻烦。我和张幼云商量,我们决定再次上书毛主席。

    这一次,毛主席似乎是下决心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了。我们的信送上去不久,他就批示说:外国语学院的问题看来北京市委解决不了,拟派8341部队进驻。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8341部队是中南海警卫队,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的贴身卫队。当时这支部队奉毛主席之命已经进驻了六厂二校,二校即清华和北大。现在外国语学院成为8341进驻的第三所高校,这是多大的殊荣!外国语学院成为直接受毛主席关怀的学校,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我写了信给毛主席。时势就这样造就了我这个本不想当英雄的“英雄”!我也就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舞台无法脱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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