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的驱动就是要蹂躏他人，折磨他人！最后，他们把父亲的大批书籍乱七八糟地堆放在院子里，把我们所有的沙发和软椅都贴上了交叉的封条，命令我们不得坐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坐的舒适的椅子。现在重叙这一切，是多么可笑也多么可悲。这就是冠以“文化”两个庄严字样的“革命”！

    红卫兵带着他们的“战利品”离开我家前，在大门外贴了事前准备好的大幅对联与横批，又是说什么当年鲁迅痛打的落水狗，今日仍是帝修反的代表之类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好几位文艺战线上的前辈文学栋梁，也因为受到过鲁迅当年的批评，遭到了残酷的斗争，甚至被迫害致死！我想鲁迅假如能预见到三十多年后会因他的一些并非完全确切的批评或感情色彩很浓的抨击而使一些人遭到无情的迫害的话，恐怕他会考虑是否应当说那些话的。然而，又有谁能够预见身后三十年的事呢？这真是一种最大的不幸！

    我在《我与父亲章士钊》一文中叙述了那天晚上红卫兵走后父亲坚决给毛主席上书并导致周总理批示保护一大批党外民主人士的事情。一切事情结束时已是午夜，我已无法回学校了。当时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有一种“豁出去”的心情。不过第二天回学校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的同宿舍的同事也没有告发我一夜未归，使我感觉到人们的善意。由于周总理第二天指示接走父亲，保护起来，并且派便衣警卫保护父亲的家属，我对家里的担心就好多了。我只需集中对付学校的局面。

    转眼到了1966年的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继反对工作组以及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之后，这篇社论大概是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号召群众要集中火力揪出主要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在这篇社论精神的支配下，我们这些次要的“黑帮爪牙”相对来说得到了一些解脱，造反派集中火力去斗争所谓“黑帮分子”，我们基本处于被孤立之后无人过问的状况。人的适应能力是极强的，我当时已多少习惯于不与人交往、独自来回、无所事事的心态，生活已完全没有目标，一天又一天地混下去，唯一的乐趣和安慰是回家和老父母和妞妞在一起。

    与此同时，全国掀起了狂热的串联风。开始时是外地红卫兵来北京，成批成批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北京。毛主席多次在天安门接见这些红卫兵，使他们受到极大鼓励，来势就更猛了。到了10月份，北京的红卫兵开始往外地去，去播撒“革命火种”。到了11月份，学校中学生都快走空了。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