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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他邀请我一同去,一路上和我交换当教师,我教他英语,他教我历史。毛主席要我去买一套《史记》,一路上由他来指导我读。

    我非常兴奋!能有毛主席教我读历史,这是何等的幸运!回家告诉父亲,他也很高兴。我立即去书店买了《史记》,等待着春节后主席通知我动身。

    没想到,大约到了年初三,主席的秘书来了个电话,说主席决定取消南行计划了。我好失望!春节后,当我又回去帮主席学英语时,毛主席对我说现在党内工作忙,没有时间到外地去了,以后再说。

    我那时天真地以为那只是毛主席工作繁忙,等忙过这一阵,我还有机会陪同他出巡的。我哪里知道,后来给全中国带来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此时已悄悄地出现在中国高层领导的政治生活中了。

    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四清”运动就开始了,但主要是在农村。我们都到展览馆去听了“四清”运动的经验报告会。后来,学校也要下去“四清”了,我问毛主席我要不要参加。如果他要我每周继续去帮他学英语,我就向学校请假。毛主席说我应当去参加“四清”运动。他说这是一场阶级斗争,我应当去经受锻炼。他说他的英语课可以暂停,等我“四清”回来,他要我向他汇报“四清”中的所见所闻。

    不久之后,我同学校的一部分教职工就出发到北京郊区一个农村去参加“四清”了。那时候,我们这些青年教师都是出了小学进中学,出了中学进大学的所谓“三门干部”。虽然经过了一场可怕的“反右斗争”,但基本上仍然在校园的环境中过着与书本和学生打交道的平静生活。我们一点不懂得中国农村的情况,更不懂得为什么农村出了那么大问题,要我们去搞这场清查。下乡之前听的那些经验报告很是吓人,似乎农村干部中“烂掉了”一大片。所以对于下乡搞“四清”,大家都感到惶惶不安。但在那个年代,党中央、毛主席指点的方向是不可能引起任何疑问的。

    我不记得那是郊区的哪个村子哪个大队了。但我记得我们到达村子后,就被分配到最穷的农民家去住宿,并且叮嘱我们不得接受干部的邀请去干部家做客。我们开始了“明察暗访”、“访贫问苦”,神神秘秘地搜集着干部们的材料。接下去就是查账,据说是农村干部有严重贪污现象,所以要查账。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去一个村干部家取账本。那个干部非常紧张,再三要我主持公正,不

    要冤枉他。我很惶恐,第一次感觉到我的所作所为和我的判断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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