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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劫数未满,而今日洋烟入中国,害人不可胜计,把那劫数抵过了,故此法亦从洋来,得以保全婴儿之年寿耳。若不坚信而遵行之,是违天而自外于生生之理矣!……”

    而我所种的就正是这抵消洋烟之害的牛痘。去今已五十年,我的父亲也不是新学家,但竟毅然决然的给我种起“洋痘”来,恐怕还是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因为我后来检查藏书,属于“子部医家类”(5)者,说出来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只有《达生篇》(6)和这宝贝的《验方新编》而已。

    那时种牛痘的人固然少,但要种牛痘却也难,必须待到有一个时候,城里临时设立起施种牛痘局来,才有种痘的机会。我的牛痘,是请医生到家里来种的,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时候可完全不知道了,推测起来,总该是春天罢。这一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坐在桌旁边。上首呢,还是侧面,现在一点也不记得了。这种仪式的出典,也至今查不出。

    这时我就看见了医官。穿的是什么服饰,一些记忆的影子也没有,记得的只是他的脸:胖而圆,红红的,还带着一副墨晶的大眼镜。尤其特别的是他的话我一点都不懂。凡讲这种难懂的话的,我们这里除了官老爷之外,只有开当铺和卖茶叶的安徽人,做竹匠的东阳人,和变戏法的江北佬。官所讲者曰“官话”,此外皆谓之“拗声”。他的模样,是近于官的,大家都叫他“医官”,可见那是“官话”了。官话之震动了我的耳膜,这是第一次。

    照种痘程序来说,他一到,该是动刀,点浆了,但我实在糊涂,也一点都没有记忆,直到二十年后,自看臂膊上的疮痕,才知道种了六粒,四粒是出的。但我确记得那时并没有痛,也没有哭,那医官还笑着摩摩我的头顶,说道:“乖呀,乖呀!”

    什么叫“乖呀乖呀”,我也不懂得,后来父亲翻译给我说,这是他在称赞我的意思。然而好像并不怎么高兴似的,我所高兴的是父亲送了我两样可爱的玩具。现在我想,我大约两三岁的时候,就是一个实利主义者的了,这坏性质到老不改,至今还是只要卖掉稿子或收到版税,总比听批评家的“官话”要高兴得多。

    一样玩具是朱熹所谓“持其柄而摇之,则两耳还自击”的鼗鼓(7),在我虽然也算难得的事物,但仿佛曾经玩过,不觉得希罕了。最可爱的是另外的一样,叫作“万花筒”,是一个小小的长圆筒,外糊花纸,两端嵌着玻璃,从孔子较小的一端向明一望,那可真是猗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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