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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极有力量的。

    然而杜衡先生却又因此替作者捏了一把汗,怕“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自然,在杜衡先生,这是一定要想到的,他应该爱惜这一位以《凯撒传》给他智慧的作者。然而肯定的判断了那一种“朋友们”,却未免太不顾事实了。现在不但施蛰存先生已经看见了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见《现代》九月号)〔5〕,便是《资本论》里,不也常常引用莎氏的名言,未尝说他有罪么?将来呢,恐怕也如未必有人引《哈孟雷特》〔6〕来证明有鬼,更未必有人因《哈孟雷特》而责莎士比亚的迷信一样,会特地“吊民伐罪”〔7〕,和杜衡先生一般见识的。

    况且杜衡先生的文章,是写给心情和他两样的人们来读的,因为会看见《文艺风景》这一本新书的,当然决不是怀着“与其看一部新的书,还不如看一部旧的书”的心情的朋友。但是,一看新书,可也就不至于只看一本《文艺风景》了,讲莎剧的书又很多,涉猎一点,心情就不会这么抖抖索索,怕被“政治家”(煽动家)所煽动。那些“朋友们”除注意作者的时代和环境而外,还会知道《凯撒传》的材料是从布鲁特奇的《英雄传》〔8〕里取来的,而且是莎士比亚从作喜剧转入悲剧的第一部;作者这时是失意了。为什么事呢,还不大明白。但总之,当判断的时候,是都要想到的,又未必有杜衡先生所豫言的痛快,简单。

    单是对于“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的看法,和杜衡先生的眼睛两样的就有的是。现在只抄一位痛恨十月革命,逃入法国的显斯妥夫(LevShestov)〔9〕先生的见解,而且是结论在这里罢——

    “在《攸里乌斯·凯撒》中活动的人,以上之外,还有一个。那是复合底人物。那便是人民,或说‘群众’。

    莎士比亚之被称为写实家,并不是无意义的。无论在那一点,他决不阿谀群众,做出凡俗的性格来。他们轻薄,胡乱,残酷。今天跟在彭贝〔10〕的战车之后,明天喊着凯撒之名,但过了几天,却被他的叛徒勃鲁都斯的辩才所惑,其次又赞成安东尼的攻击,要求着刚才的红人勃鲁都斯的头了。人往往愤慨着群众之不可靠。但其实,岂不是正有适用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古来的正义的法则的事在这里吗?劈开底来看,群众原是轻蔑着彭贝,凯撒,安东尼,辛那〔11〕之辈的,他们那一面,也轻蔑着群众。今天凯撒握着权力,凯撒万岁。明天轮到安东尼了,那就跟在他后面罢。只要他们给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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