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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与批评》〔1〕

    译者附记〔2〕

    在一本书之前,有一篇序文,略述作者的生涯,思想,主张,或本书中所含的要义,一定于读者便益得多。但这种工作,在我是力所不及的,因为只读过这位作者所著述的极小部分。现在从尾濑敬止〔3〕的《革命露西亚的艺术》中,译一篇短文放在前面,其实也并非精良坚实之作。——我恐怕他只依据了一本《研求》〔4〕,——不过可以略知大概,聊胜于无罢了。

    第一篇是从金田常三郎所译《托尔斯泰与马克斯》的附录里重译的,他原从世界语的本子译出,所以这译本是重而又重。艺术何以发生之故,本是重大的问题,可惜这篇文字并不多,所以读到终篇,令人仿佛有不足之感。然而他的艺术观的根本概念,例如在《实证美学的基础》中所发挥的,却几乎无不具体而微地说在里面,领会之后,虽然只是一个大概,但也就明白一个大概了。看语气,好像是讲演,惟不知讲于那一年。

    第二篇是托尔斯泰死去的翌年——一九一一年——二月,在《新时代》〔5〕揭载,后来收在《文学底影像》〔6〕里的。今年一月,我从日本辑印的《马克斯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中杉本良吉的译文重译,登在《春潮》月刊〔7〕一卷三期上。

    末尾有一点短跋,略述重译这篇文章的意思,现在再录在下面——

    “一,托尔斯泰去世时,中国人似乎并不怎样觉得,现在倒回上去,从这篇里,可以看见那时西欧文学界有名的人们——法国的AnatoleFrance〔8〕,德国的Ger^mann〔9〕。意大利的GiovanniPapini〔10〕,还有青年作家D’Ancelis〔11〕等——的意见,以及一个科学底社会主义者——本论文的作者——对于这些意见的批评,较之由自己一一搜集起来看更清楚,更省力。

    “二,借此可以知道时局不同,立论便往往不免于转变,豫知的事,是非常之难的。在这一篇上,作者还只将托尔斯泰判作非友非敌,不过一个并不相干的人;但到一九二四年的讲演,却已认为虽非敌人的第一阵营,但是‘很麻烦的对手’了,这大约是多数派〔12〕已经握了政权,于托尔斯泰派之多,渐渐感到统治上的不便的缘故。到去年,托尔斯泰诞生百年记念时,同作者又有一篇文章叫作《托尔斯泰记念会的意义》,措辞又没有演讲那么峻烈了,倘使这并非因为要向世界表示苏联未尝独异,而不过内部日见巩固,立论便也平静起来:那自然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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