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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夜里在暗淡的灯光下,在十分不友好的气氛中—同一个单元住的一位太太早已把我看做“敌人,反革命分子”,不但不正眼看我一眼,而且还鼓动我们家两位老太太,同我划清界限。我们的老祖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说:“我们还靠他吃饭哩!”—我伏案给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写信,妄想世间真会出现奇迹。但是世间怎会出现奇迹呢?世间流传的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我写这些信,等于瞎子点灯,白费一支蜡。我却一厢情愿,痴心妄想,妄想有一天一睁眼,“文化大革命”结束,我这个鬼再转变成人。那够有多么好呀!在弥漫宇宙仿佛凝固起来的黑暗中我隐隐约约从“最高楼”(陈寅恪先生有诗曰:“看花愁近最高楼”)上看到流出来的一线光明。然而最终证明,这只是一片海市蜃楼,转瞬即逝。我每天仍然是劳改、批斗、审讯。

    就是在家里,不劳改,不批斗,不审讯,日子也过得不得安生。同住一单元的要同我划清界限的那一位太太,我在上面已经谈过几句了。但是麻烦还不止这一些。她逼我把存在他们屋中的据说北京只有一张的红木七巧桌和大沙发搬出来。我真是进退两难。我现在只剩下堆满了东西的一大间和一小间房子。这些大家伙往哪里放呢?楼下存书的车库,抄家之后,一片狼藉,成了垃圾堆,我看都不忍看。沙发和七巧桌无论如何也是搬不进去的。火上加油,楼下住的一位女教员还贴出小字报,要我把书搬出车库。我此时一个朋友也没有,谁都视我如瘟神,我向谁求援呢?我敢走出去吗?我好像是乌江边上四面楚歌的项羽。幸亏我已经研究过比较自杀学,我决不自刎。我还要活下去。但是活下去又怎样呢?我真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了。

    但是来的却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是更大的灾难。

    我劳改了整整一九六八年的一个春天。此时大地重又回春。大自然根本不理会什么“文化大革命”,依旧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燕园成了一片花海。人人都喜欢春天,而我又爱花如命。但是,到了此时,我却变成了一个色盲,红红绿绿,在我眼睛里统统都成了灰色。

    但是,在另一方面,烂漫的春光却唤醒了“革命家”的“革命”热情。新北大公社的头子们谨遵“一年之计在于春”的古训,决定使自己的工作水平再提高一步,着重发明创造,避免固步自封,想出了一套崭新的花样。对象当然还是这百十口子囚徒。他们之中是否有真正想“革命”的,我说不准。但是,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的话,却绝对是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人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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