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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了。

    工会的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北大亚非所的“革命群众”又来揪斗我了。人们干事总喜欢一窝蜂的方式,要么都不干,要么都抢着干。我现在又碰到了这一窝蜂。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北大根据教委(当时还叫教育部或者高教部)的意见,成立了亚非研究所。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找我,要我担任所长。其实是挂名,我什么事情都不管。因此我同所里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利害冲突,我觉得关系还不错。可是一旦我被“打倒”,所里的人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性”或者别的什么性,决不能放过批斗我的机会。这算不算“落井下石”呢?大家可以商量研究。总之我被揪到了燕南园的所里,进行批斗。批斗是在室内进行的,屋子不大,参加的人数也不多。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这次批斗就是如此。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喷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至于批斗发言,则依然是百分之九十是胡说八道,百分之九是罗织诬陷,大约只有百分之一说到点子上。总起来看水平不高。批斗完了以后,我轻轻松松地走回家来。如果要我给这次批斗打一个分数的话,我只能给打二三十分,离开及格还有一大截子。

    在一次东语系的批斗会上—顺便说一句,这样的批斗会还是比较多的;但是,根据生理和心理的原则,事情太多了,印象就逐渐淡化,我不能都一一记住了—,我瞥见主斗的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的面孔以外,又有了对立面井冈山的面孔。这两派虽然斗争极其激烈,甚至动用了长矛和其他自制的武器,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势。然而,从本质上来看,二者并没有区别,都搞那一套极左的东西,都以形而上学为思想基础,都争着向那一位“红色女皇”表忠心。现在是对“敌”斗争了—这个“敌”就是我—,大家同仇敌忾,联合起来对我进行批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有一次斗争的主题是从我被抄走的日记上找出的一句话:“江青给新北大公社扎了一针吗啡,他们的气焰又高涨起来了。”这就犯了大忌,简直是大不敬。批斗者的理论水平极低—他们从来也没有高过—,说话简直是语无伦次。我坐在喷气式上,心里无端产生出卑夷之感。可见我被批斗的水平已经猛增,甚至能有闲情逸致来评断发言的水平了。从两派合流我想到了自己的派性。日记中关于江青的那一句话,证明我的派性有多么顽固。然而时过境迁,我认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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