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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永远“拜拜”了。

    回到家中,那一位井冈山的摄影师,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寻找什么。我知道,在这里有决定意义的不是美,而是政治。他主要寻找公社抄家时在对待伟大领袖方面有没有留下可抓的小辫子,比如说领袖像,他们撕了或者污染了没有?有领袖像的报纸,他们用脚踩了没有?如此等等。如果有一条被他抓住,拍摄下来,这就是对领袖的大不敬,可以上纲上到骇人的高度,是对敌斗争的一颗重型炮弹。但是,要知道新北大公社的抄家专家也是有水平的,是训练有素的,那样的“错误”或者“罪行”他们是决不会犯的。摄影师找了半天,发现公社的抄家术真正是无懈可击,嗒然离去。

    我的处境,井冈山领导表面上表示同情。我当时有一个后来想起来令我感到后怕的想法:我想留在井冈山总部里。我害怕,公社随时都可能派人来,把我抓走,关在什么秘密的地方。这是当时屡次出现过的事,并不新鲜。井冈山总部是比较安全的,那里几乎是一个武装堡垒。可是我有点迟疑。我虽然还不知道他们准备同公社一样派人到处去调查我的历史。但是,在几天前我在井冈山总部里听到派人调查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位身为井冈山总勤务员之一的老教授的历史。他们认为,老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老知识分子的历史复杂;不如自己先下手调查,然后采取措施,以免被动。既然他们能调查那位老教授的历史,为什么就不能调查我的历史呢?我当时确曾感到寒心。现在我已经被公社“打倒”了。为了摆脱我这个包袱,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我的历史,我最清楚。但是,那种两派共有的可怕的形而上学和派性,确实是能杀人的。用那种形而上学的方式调查出来的东西能准确吗?能公正吗?与其将来陷入极端尴尬的境地,被“自己人”抛了出去,还不如索性横下一条心,任敌人宰割吧。我毅然离开那里,回到自己家中。现在的家就成了我的囚笼。我在上面谈到,那年夏秋两季我时时感到有风暴在我头上凝聚,随时可以劈了下来。现在我仿佛成了躺在砍头架下的死囚,时时刻刻等待利刃从架上砍向我的脖颈。原来我认为天地是又宽又大的。现在才觉得,天地是极小极小的,小得容不下我这一身单薄的躯体。从前读一篇笔记文章。记载金圣叹临刑时说的话:“杀头,至痛也。我于无意得之,不亦快哉!”我这个“反革命”帽子,也是于无意中得之,我却无论如何也说不出:“不亦快哉!”我只能说:奈何!奈何!

    不管怎样,一夜之间,我身上发生了质变:由人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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