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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马萨诸塞大学录取为比较文学系的研究生,老院长还为我在东亚研究系特别设立了一份助教工作,这样我从一开始就能在经济上自立了。

    直如梦想成真,得知马萨诸塞大学为我做的一切,我非常感动。但要实现这个梦还需翻越关山重重:如果两个月内我得不到一级级部门的批准,拿不到护照,我的留学梦仍是一堆肥皂泡。而且我看得出来,在当时的情形下,要打通这些关节难于上青天。我必须动用所有关系,敲开一扇扇后门,带着笑脸,求人说项,上下左右,百密一疏都会功亏一武我烦透了这求人的事,但1981年的整个夏天,我都马不停蹄地为此事奔忙。白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满北京乱转,有如热锅上的蚂蚁。系里另外两个男同学也在忙同样的事,我们交换信息,有一种战斗在同一战壕里的感觉。

    到了9月初,我终于办齐了出国手续。另外两个男同学的申请却落了空。他们当然对那些卡他们的官员恨之入骨,而且连我也一起恨上了。于是他们控告我走后门。对此我又如何能为自己洗刷辩白?我的确走了后门,但如果说我热衷于这种后门交易,我却只能苦笑一声:如果局势开明、政策合理的话,我又哪里用得着走后门呢?我的请求,和他们的请求一样,都是完全合法的,问题在于经过“文革”,虽然有些前门还是开着,但更多场合,如果没有关系,合理的请求一样石沉大海。

    为此,我深知只要还在中国,就逃脱不了后门交易。每次事到临头,不期而然准要这么做。比如叔叔从盐场平反回来,没有工作单位,有一个研究所愿意要他,但那年招人的指标用完了,他问我能不能帮他这个忙。我知道这个忙还是可以帮到的,而且我觉得经过这22年的磨难,他应该得到些补偿,有一个像样的工作单位。再说他是我的叔叔,奶奶说过了,我会帮他的。她料事如神,我的确帮了他,然而我内心难耐困惑。

    是不是目的合理就可以不择手段呢?我想过去母亲帮我的时候一定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她的一生都忠于党,信奉共产主义,而另一方面,她又放不下她的女儿。她知道如果她不帮我,没人会来帮我,我会长年陷在北大荒,也许还会惨遭不测……但她对她的所作所为又不能完全释然。难怪那些日子里,她只和我讨论“战略战术”,而极力回避她在道德上所面临的两难之境。

    现在我迈出国门,终于可以和后门交易作别,我深深舒了口气。真怕长此以往,有朝一日我会不能自拔,丧失最后一分是非观念。从此我可以凭真才实学和别人公平地竞争,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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