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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后,他削瘦了几分,越发于练。24岁的年纪,他怎么看怎么舒服,即使穿着臃肿的黑卡其工装。那时,拖拉机手被人叫做油耗子,周也是一只油耗子。但他就是与众不同。他比普通人略高,浓密的黑发也比别人略长,他的眉毛黑而直,皱着眉头看人时,眼睛还透着几分笑。我的眼睛总难从他身上移开,当然那是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时候。我们目光一相遇,我的心跳就加快。

    很快到了11月。一个下午,周和我派工派到了一片刚收割完的玉米地,干下去风变得冰凉刺骨,冻雨噼噼啪啪打在车窗上。地里一片泥泞,玉米的秆和根常常把我们的犁给塞住。每当这时,周二话不说,抓起一根铁棍和他油腻腻的棉衣就往车下跳,他得把泥团从犁中间撬下来。而他交给我的任务则是坐在驾驶室里升降和转动犁耙。不一会儿,他的棉衣就全湿透了,裤子和鞋子也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看着他嘴唇变色,牙齿打颤,我几次吵着要下去替他。他只是不依,说他是师傅,我得听话。“再说,两只落水的油耗子并不比一只强。”他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冲我一笑,我们继续耕地。但到了第二天,他病倒了。

    老隋说周发了高烧,三天三夜还不退。那几天,我满脑子全是周的病情。不知他的病有多严重,担心他不能得到合适的药物。过去几年,老陈教给我大量的医药知识,中医和西医我都粗通原理。村里老乡的孩子病了,他们的父母常带着孩子来让我瞧,而不去看赤脚医生。我那时居然就敢给他们拿药,有时甚至给孩子打抗生素。现在想想实在后怕,幸亏没出什么乱子,要是有人一针下去过敏而死了怎么办?话又说回来,不给他们打针,他们也有可能病死,谁说得准?

    周生病的时候,我很想去看他,给他带点药。但我不敢去他们宿舍,他们10个男生住一间屋,我怕飞短流长。那时连里流言蜚语纷纷扬扬,像乍起的一天风雪。

    到1972年,北大荒的领导总算开了窍,意识到留住知青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他们恋爱、结婚、生孩子。这样一来,他们再想返城真是难上加难。于是一夜之间,红灯变成了绿灯。领导对知青谈恋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知青便乘势结起对来。当然也有不为所动的。

    这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20好几了,自身的发育已经成熟,传统与社会家庭也都给我们压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凉水泉村里,捕风捉影的消息一日三传,男女绊闻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事人无一例外坚决否认有此等事,有些人是由于不好意思,有些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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