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的灾难降临。但一次次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信心也越来越强，到后来我们做的手术与陈做的难分仲伯。听说单是这一技傍身，在中国农村的任何一地我都可以生活得像模像样。

    随后几年中，有大量知青从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青岛等地来到这儿。1969年，村里的知青人数超过200人。其中有八九个人和几个本地女孩经常在猪号干活。如果陈喜欢炫耀，教年轻人活计，为什么他从没教其他人，而独独教袁和我？我们不在同一个政治阵营中，还准备把他拉下马，他该心中有数的。难道他知根知底还诚心教我们手艺？还是完全蒙在鼓里呢？他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用心呢？一个人就是一团谜。有时阶级分析也分析不出来。一个人的行为并不一定能用政治立场来解释。我应该憎恨老陈亦或感激他？我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