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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问题,中国的旧式婚姻一向如此。作女孩儿的就该听父母之命,否则便数不孝。当然二姨也可以默默地祈祷上苍赐给她一位品行端庄的良人。

    到了二姨的“大喜日子”。依照古风,新娘出嫁时要痛哭,以示对父母的孝心。二姨上轿时泪如泉涌,想到她从此背井离乡,去与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厮守,她把眼睛都哭肿了。

    也许上苍听到了二姨的默祷:她的丈夫果真是个正人君子。他受过几年教育,不算文化人,至少觉得自己不能一辈子做糕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慎微而守法的人,不喝酒,不赌博,也不打妻子。

    他和二姨结婚时,宣统皇帝已经退位,内务府自然也瓦解了。二姨的丈夫在国民政府找了一个差事,虽说他只是教育部下面一个科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挣一份微薄的薪水,却仍被很多人羡慕。那时要谋一份公务员的职务殊为不易,年轻人的出路只有当兵,盖因军阀割据,混战连连。但二姨的丈夫显然不是当兵的料,他能谋到一份赖以糊口的职业真的很走运,至少让他和家人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二姨因此也做了几年传统的贤妻良母。她先是生了个儿子,3年后又生了个女儿,丈夫的收入维持四口之家捉襟见肘,端赖二姨勤俭持家,量人为出。她自己一手把孩子带大,操持一日三餐,买最便宜的菜蔬,管大小所有人的缝补浆洗,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二姨从没在商店买过衣服和鞋子,一家四口的衣服和鞋子全是二姨亲手做的。

    几十年后,她的手艺仍那么纯熟,在我父母花完了他们的积蓄之后,二姨就也为我们制衣纳鞋。我还记得二姨戴了老花镜,中指上套着银顶针,就像一只闪光的戒指,她在布上飞针走线,针线在她手中似乎都有了生命,像一条小银鱼在溪流中奋力向前游。她时不时将针在头发上刮几下,润一润,针于是穿得更欢。

    二姨一生都没碰过缝纫机,在瑞士时,母亲提出为她买一架。

    “千万别!我不用那玩艺儿。”

    “这能省不少功夫,试试看,一学就会的。”

    “学得会,省功夫,是不假,可死机器怎好跟人比?你瞧这针脚,我缝的针脚外边一点也看不见,机器能行?”

    于是母亲放弃了买缝纫机的念头,二姨仍对机器做活儿比她快这一点耿耿于怀。过去她的邻里姐妹谁也不敢夸口说比她做活儿快,二姨很为这事得意。受她影响,若干年后,我也喜欢用手穿针引线的感觉,我做的针线活儿慢,但感觉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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