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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紧,会给她们留起足量的饭菜,这样的晚餐每个人吃得都很香甜。

    晚饭后,叔叔有时会带小牛、小强和我去就近的东安市场逛一圈。当时的东安市场内各类私营小店星罗棋布。叔叔偶尔也会解囊,给我们买上点小玩艺儿:泥娃娃啦,面具啦,玻璃做的小动物啦,瓷塔啦……花不了几个钱,我们却能爱不释手地玩上好一阵子。

    不然我们则会缠着叔叔请他表演武术。叔叔兴致上来,就去打开一口红漆大木箱,从里面掏出他的行头:一把闪亮的钝剑,一对木制的匕首,一杆红缨枪,一面画着笑面虎的盾牌。然后他便摆开阵势,满院子转着,跟无形的敌人打斗起来。只见他窜高伏低,拳脚并用,还高声呐喊,一会儿像是躲过对方一刀,一会儿却又狠狠追杀。我看得大气不敢出,心生敬畏,直把他当作故事里听到的武林高手。待我长大后,才知道叔叔的招数全是花拳绣腿,他是个京戏迷,这套武打动作是他从舞台上学来在家里逗我们小孩子玩的,实战中根本不管用。

    炎热的夏夜,叔叔的观众包括所有在奶奶家院子里纳凉的男女老少,大人们人手一把大葵扇,既驱汗又驱蚊。婶婶是唯一不出来纳凉的,她喜欢呆在屋里自己做衣服。那时她新买了一架缝纫机,晚饭一结束,缝纫机便像蜜蜂似地嗡嗡响起。夜深了,我随着它安稳的节奏入睡,就像以前无数人曾在吱吱呀呀的纺车声中沉入甜蜜的梦乡一样。

    在我眼中,婶婶是当时北京最漂亮的女人。她身材苗条,穿着入时,鹅蛋脸没一丝皱纹,眼里总是漾着笑。时至今日,她孩童般甜甜的微笑仍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但在现实中,自从1957年叔叔被打成右派起,婶婶的笑容就永远消失了。

    那一年,几十万学者和干部被打成右派。运动伊始,党号召人民给各级领导提出意见,帮助他们发现和改正错误,然而时日无多,政治风向很快变了,那些听党的话站出来提意见的人成了阶级敌人,他们善意的批评顿时变作“恶毒攻击”的铁证。可笑的是叔叔连批评领导这件事都没做,他被戴上右派帽子全因他不会做人。

    “文革”中间,姑姑看我已经懂事,才关起门来悄悄告诉我这件事的原委。反右前,叔叔在中国民航做会计,他的几个上司利用职权,带家人乘飞机去外地度假,让叔叔报销差旅费。叔叔不给报,说这有悻于领导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

    这一来可得罪人了。几个领导自己掏钱不算,还丢了面子,因为叔叔在大庭广众中拒绝他们。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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