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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记忆里,奶奶的家一直是1956年时的模样,那时我们一大家人——奶奶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媳妇、四个孙儿孙女——都住在这儿。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奶奶家的旧貌已荡然无存。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六户自称“革命群众”的人家未任何人许可,强行搬了进来。他们把患糖尿病卧床不起的奶奶赶到了一间连一扇小窗都没有的储藏室去住,在旧社会,那是连下人都不会住的房间。5年多时间奶奶就一人躺在那儿,直到最终孤独地离开人世。

    而那六家人却大模大样瓜分了奶奶的家。一住进来,他们就砍倒了奶奶种的牡丹红,铲了姑姑栽的月季,把游廊封了堆杂物,在院子中间搭起简易厨房,信手拈来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水泥、半截子的砖、三合板、油毛毡。整个院子丑陋得不堪入目。

    时光倒流到1956年我们刚从瑞士回国那会儿,奶奶家仍未失其古典美。院落中,四排平房都用青砖灰瓦和上漆的木柱建成。平房前面有廊子,晴天可在此纳凉,雨天则赏雨景。廊子两头连着游廊,游廊的横梁上的花鸟山水,还是太爷爷活着的时候请高手画的。岁月的刻蚀已使雕梁画柱大褪其色,倒是栏杆的扶手被人坐得光溜溜的。游廊之外,灰色的砖墙围住整个院子。老北京城里,这种被称作“四合院”式样的建筑无处不在。

    奶奶的四合院里共有三进,第一进中临街的平房是“下房”,这排房比宅中其它房子略矮,窗户面北,冬天晒不到太阳,夏天吹不到凉风。听说我太爷爷在世时,此处住的下人有十几口,除了佣人、门房,还有司机、裁缝、园丁。有位从扬州雇来的厨子颇让众人眼红,因为他一个月能拿一百块银洋,这在20年代的北京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扬州厨子烧得一手色香味俱佳的菜肴,父亲却不欣赏。父亲上大学时就偏爱在下房就着咸菜吃窝窝头。他和佣人一起吃饭聊天,从他们那儿学到许多在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他了解到旧中国劳动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社会是如何毫无公正可言:富人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穷人当牛做马,潦倒一生。很多人累死累活,还是填不饱自己肚子,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到上了岁数,血汗被榨干,就只有倒毙街头,连一个亲人,一口棺材也没有……

    父亲在下房吃了两年窝窝头,思索着他所目睹的不公。最后他决定:坐而思莫若起而行。他毅然离开北京到了晋察冀,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而斗争。在父亲的憧憬中,新中国自由平等,人人有其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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