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专制的国民党真有天渊之别。
我小的时候，大人总爱说我们这一代最幸运，因为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到了我身上，情形却有些不同。我的确生在新中国，但刚一岁，父母就把我带去了瑞士。我也是长在红旗下，却不是革命的五星红旗，而是红底白十字的瑞士国旗。这也许是我日后颠颠倒倒，命运多舛的滥觞。
在瑞士我们住过伯尔尼和日内瓦，均为恬静舒适之地。那时家里有4口人：父亲、母亲、二姨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很少见到父母，他们都在中国领馆忙于工作。一清早他们就匆匆离开，到了晚上，未完的工作、会议、宴请使他们一样难以脱身。等他们到家，我早睡熟了。星期天，母亲会睡到中午，而父亲更要睡到下午两点左右。那些年，只有亲爱的老二姨从早到晚陪伴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二姨并不是我家亲戚，而是我的保姆。我出生前不久奶奶把她请了来。从我出生的第5天，也就是我从医院回家的当日，母亲就把我交给她了。此后日日夜夜，都是二姨给我喂奶、洗澡，把我抱在怀里轻摇，我在她呢喃的曲调中入睡。我儿时的记忆充满二姨的音容笑貌。母亲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即飞回瑞士继续工作了。至于父亲，等到他回国述职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快满一岁了。后来父亲给我在北京过了周岁生日，就把我和二姨都带去了瑞士。
甫至新家，父亲便说：“现在新中国人人平等，今后咱们在一块儿生活，就是一家人，让我们的小瑞叫您二姨吧。”
就这样，我学会了叫二姨。对我说来，二姨两个字真比父母加起来还亲。而二姨也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女儿，5年、10年过去了，渐渐地我居然真的取代了她自己亲生女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知道我的父母什么时候才发觉我和二姨之间竟变得如此难舍难分；也不知道他们发觉后作何感想：他们献身革命，多年来勤于职守，到头来却让一位保姆赢得了他们唯一爱女的心。
当然也不能说我不爱父母；我爱他们。不过这种爱是理性的爱，跟我和二姨血脉相连、魂魄相依的关系完全不同。我和二姨之间有一种神秘的感应，假如一人在千里万里之外横遭不测，另一个人立刻会觉察一种不祥之兆，变得心神不定，恶梦缠身。这种预感难以言表，但在1978年果然应验。而我母亲1976年猝死，我却并无预感，直到第二天父亲拍电报来，才得知这一噩耗。
1957年，我回到北京上小学，才发现我对二姨的依恋不是个别现象。我就读的西苑小学中有不少高干
我小的时候，大人总爱说我们这一代最幸运，因为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到了我身上，情形却有些不同。我的确生在新中国，但刚一岁，父母就把我带去了瑞士。我也是长在红旗下，却不是革命的五星红旗，而是红底白十字的瑞士国旗。这也许是我日后颠颠倒倒，命运多舛的滥觞。
在瑞士我们住过伯尔尼和日内瓦，均为恬静舒适之地。那时家里有4口人：父亲、母亲、二姨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很少见到父母，他们都在中国领馆忙于工作。一清早他们就匆匆离开，到了晚上，未完的工作、会议、宴请使他们一样难以脱身。等他们到家，我早睡熟了。星期天，母亲会睡到中午，而父亲更要睡到下午两点左右。那些年，只有亲爱的老二姨从早到晚陪伴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二姨并不是我家亲戚，而是我的保姆。我出生前不久奶奶把她请了来。从我出生的第5天，也就是我从医院回家的当日，母亲就把我交给她了。此后日日夜夜，都是二姨给我喂奶、洗澡，把我抱在怀里轻摇，我在她呢喃的曲调中入睡。我儿时的记忆充满二姨的音容笑貌。母亲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即飞回瑞士继续工作了。至于父亲，等到他回国述职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快满一岁了。后来父亲给我在北京过了周岁生日，就把我和二姨都带去了瑞士。
甫至新家，父亲便说：“现在新中国人人平等，今后咱们在一块儿生活，就是一家人，让我们的小瑞叫您二姨吧。”
就这样，我学会了叫二姨。对我说来，二姨两个字真比父母加起来还亲。而二姨也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女儿，5年、10年过去了，渐渐地我居然真的取代了她自己亲生女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知道我的父母什么时候才发觉我和二姨之间竟变得如此难舍难分；也不知道他们发觉后作何感想：他们献身革命，多年来勤于职守，到头来却让一位保姆赢得了他们唯一爱女的心。
当然也不能说我不爱父母；我爱他们。不过这种爱是理性的爱，跟我和二姨血脉相连、魂魄相依的关系完全不同。我和二姨之间有一种神秘的感应，假如一人在千里万里之外横遭不测，另一个人立刻会觉察一种不祥之兆，变得心神不定，恶梦缠身。这种预感难以言表，但在1978年果然应验。而我母亲1976年猝死，我却并无预感，直到第二天父亲拍电报来，才得知这一噩耗。
1957年，我回到北京上小学，才发现我对二姨的依恋不是个别现象。我就读的西苑小学中有不少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