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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七日晴。

    每日的阴晴,实在写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烦了,从此想不写。好在北京的天气,大概总是晴的时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内,那就上午晴,午后阴,下午大雨一阵,听到泥墙倒塌声。

    不写也罢,又好在我这日记,将来决不会有气象学家拿去做参考资料的。

    上午访素园(2),谈谈闲天,他说俄国有名的文学者毕力涅克(3)(BorisPiliniak)上月已经到过北京,现在是走了。

    我单知道他曾到日本,却不知道他也到中国来。

    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4),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

    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现在听说又有人要将甘地(5)扛到中国来了,这坚苦卓绝的伟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国治下的印度能活的伟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伟大的足迹。但当他精光的脚还未踏着华土时,恐怕乌云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纳兹(6),中国倒也早有人绍介过;但他当欧战时,是高唱人类爱和世界主义的,从今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议案看来,他实在很不适宜于中国,当然谁也不理他,因为我们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义了(7)。

    还有两个都是俄国人。一个是斯吉泰烈支(8)(Skitalez),一个就是毕力涅克。两个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毕力涅克却是苏联的作家,但据他自传,从革命的第一年起,就为着买面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后,便做小说,还吸过鱼油,这种生活,在中国大概便是整日叫穷的文学家也未必梦想到。

    他的名字,任国桢君辑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9)里是出现过的,作品的译本却一点也没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马理》(《IvanandMaria》),格式很特别,单是这一点,在中国的眼睛——中庸的眼睛——里就看不惯。文法有些欧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里著了玻璃粉,何况体式更奇于欧化。悄悄地自来自去,实在要算是造化的。

    还有,在中国,姓名仅仅一见于《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里培进司基(U.Libedinsky),日本却也有他的小说译出了,名曰《一周间》(10)。他们的介绍之速而且多实在可骇。我们的武人以他们的武人为祖师,我们的文人却毫不学他们文人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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