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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

    他们便大骇怪。在万世一系的国度里,那时听到皇帝可以一脚踢落,就如我们听说父母可以一棒打杀一般。为一部分士女所心悦诚服的李景林(10)先生,可就深知此意了,要是报纸上所传非虚。今天的《京报》即载着他对某外交官的谈话道:

    “予预计于旧历正月间,当能与君在天津晤谈;若天津攻击竟至失败,则拟俟三四月间卷土重来,若再失败,则暂投土匪,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云。但他所希望的不是做皇帝,那大概是因为中华民国之故罢。

    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先前不很发扬,所以一闹之后,终不自取政权,而只“任三五热心家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了。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但是,当此连学界也倒走旧路的时候,怎能轻易地发挥得出来呢?在乌烟瘴气之中,有官之所谓“匪”和民之所谓匪;有官之所谓“民”和民之所谓民;有官以为“匪”而其实是真的国民,有官以为“民”而其实是衙役和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时仍不免为“官魂”,这是鉴别魂灵者所应该十分注意的。

    话又说远了,回到本题去。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11)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12),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13)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14)我不看《甲寅》(15),不知道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马弁话呢?……

    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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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六十四期。

    本文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今天到东城去教书,在新潮社看见陈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学门口看见《现代评论》,那《闲话》里正议论着章士钊的《甲寅》,说‘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做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做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做官僚,……’这么一来,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云云,就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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