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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人。得罪人当然要受报,那也只好准备着,因为寻些小玩意儿来开开笑口的是更不能竖起辞严义正的军旗来的。其实,这里也何尝没有国家大事的消息呢,“关外战事不日将发生”呀,“国军一致拥段”(8)哪,有些报纸上都用了头号字煌煌地排印着,可以刺得人们头昏,但于我却都没有什么鸟趣味。人的眼界之狭是不大有药可救的,我近来觉得有趣的倒要算看见那在德国手格盗匪若干人,在北京率领三河县老妈子一大队的武士刘百昭校长居然做骈文,大有偃武修文之意了;而且“百昭海邦求学,教部备员,多艺之誉愧不如人,审美之情差堪自信”,还是一位文武全才,我先前实在没有料想到。(9)第二,就是去年肯管闲事的“学者”,今年不管闲事了,在年底结清帐目的办法,原来不止是掌柜之于流水簿,也可以适用于“正人君子”的行为的。或者,“阿哥!”这一声叫,正在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卅一日的夜间十二点钟罢。

    但是,这些趣味,刹那间也即消失了,就是我自己的思想的变动,也诚然是可恨。我想,照着境遇,思想言行当然要迁移,一迁移,当然会有所以迁移的道理。况且世界上的国庆很不少,古今中外名流尤其多,他们的军旗,是全都早经竖定了的。前人之勤,后人之乐,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10)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逄,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11)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巴金的《互助论》,(12)勃朗宁夫妇(13)岂不是讲恋爱的模范么,勗本华尔和尼采(14)又是咒诅女人的名人,……归根结蒂,如果杨荫榆或章士钊可以比附到犹太人特莱孚斯去,则他的篾片就可以等于左拉等辈了。这个时候,可怜的左拉要被中国人背出来;幸而杨荫榆或章士钊是否等于特莱孚斯,也还是一个大疑问。(15)然而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的坏人(如水平线下的文人和学棍学匪之类(16)),似乎将来要大吃其苦了,虽然也许要在身后,像下地狱一般。但是,深谋远虑的人,总还以从此小心,不要多说为稳妥。你以为“闲话先生”真是不管闲事了么?并不然的。据说他是要“到那天这班出锋头的人们脱尽了锐气的日子,我们这位闲话先生正在从容的从事他那‘完工的拂拭’(touch),笑吟吟的擎着他那枝从铁杠磨成的绣针,讽刺我们情急是多么不经济的一个态度,反面说只有无限的耐心才是天才唯一的凭证”。(17)(《晨报副刊》一四二三)

    后出者胜于前者,本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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