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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做半年总长,或者他的走狗们作起祟来,宗帽胡同的学生纵不至于“都入了女大”,但可以被迫胁到只剩一个或不剩一个,也正是意中事。陈源教授毕竟是“通品”(7),虽是理想也未始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怎么办呢?我想,维持。那么,“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就用一句《闲话》来答复:“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几句公平话”。

    可惜正如“公理”的忽隐忽现一样,“少数”的时价也四季不同的。杨荫榆时候多数不该“压迫”少数,现在是少数应该服从多数了。(8)你说多数是不错的么,可是俄国的多数主义现在也还叫作过激党,为大英,大日本和咱们中华民国的绅士们所“深恶而痛绝之”。这真要令我莫名其妙。或者“暴民”是虽然多数,也得算作例外的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

    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9)。凡这些,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10),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

    但是究竟还有二十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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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国民新报副刊》。

    (2)女大学生的宣言即下文的《女大学生二次宣言》,载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晨报》。其中说:“女师大学生,原来不满二百人,而转入女大者,有一百八十人……女师大之在宗帽胡同者,其数不过二十人。”

    (3)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五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闲话》里说:“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按指《京报》)的催眠,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大学生第二次宣言,她们说女师大的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有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接着就是引在这里的“发问”的话。

    (4)这句话见《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陈西滢所作《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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