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师大复校，压迫该校学生和教育界进步人士。该会成立的次日改名为“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十六日发出《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其中说：“此次国立女子大学，于十二月一日，有人乘京中秩序紊乱之际，率领暴徒拦入校内，强力霸占，将教职员驱逐，且将该校教务长围困威胁，诋辱百端……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而主张此等暴行之人，尤应力予贬斥，以清士流。”又说：
“对于此次女师大非法之恢复，决不能迁就事实，予以正式之承认，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
（9）“土匪”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刘百昭在女子大学演说时，曾诬蔑反对章士钊的人为“土匪”。
（10）“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非法行为，引起北京教育界和广大学生的反对；北京大学评议会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召集会议，通过与教育部脱离关系的议案，宣布独立。但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十七人却以北大“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借口，坚决表示反对。他们向评议会提抗议书，又要求学校当局召集教务会议与评议会举行联席会议，复议此案。在几次会议上，他们或以“退席”相要挟（如胡适等），或声明无表决权（如王世杰等）；虽终未能推翻原案，却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所以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说轋》一文中称赞他们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而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也称他们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11）日本浪人日本幕府时代失去禄位、四处流浪的武士。江户时代（1603—1867），随着幕府体制的瓦解，浪人不断增加。他们无固定职业，常受雇于人，从事各种好勇斗狠的活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常用这些人从事各种侵略活动。
（12）萧纯锦的启事，曾刊登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京报》。
女师大于十一月三十日迁回石驸马大街原址后，次日开会向各界代表报告经过情形，萧纯锦曾到场，嗾使无赖捣乱，但他在启事中却说：
“鄙人以善意列席旁听，横被威胁，迫令手书辞去教务长职权，本校学生职员见势危急，在场外大呼不得用武，即诬指为流氓，旋将全校办公处所一一封闭，驱逐职员，校务即时停
“对于此次女师大非法之恢复，决不能迁就事实，予以正式之承认，而于该校附和暴徒，自堕人格之教职员，即不能投畀豺虎，亦宜屏诸席外，勿与为伍。”
（9）“土匪”一九二五年十月间刘百昭在女子大学演说时，曾诬蔑反对章士钊的人为“土匪”。
（10）“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章士钊解散女师大的非法行为，引起北京教育界和广大学生的反对；北京大学评议会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八日召集会议，通过与教育部脱离关系的议案，宣布独立。但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十七人却以北大“应该早日脱离一般的政潮与学潮，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为借口，坚决表示反对。他们向评议会提抗议书，又要求学校当局召集教务会议与评议会举行联席会议，复议此案。在几次会议上，他们或以“退席”相要挟（如胡适等），或声明无表决权（如王世杰等）；虽终未能推翻原案，却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所以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七号（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的《说轋》一文中称赞他们的举动是“表扬学术独立之威重，诚甚盛举”；而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也称他们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
（11）日本浪人日本幕府时代失去禄位、四处流浪的武士。江户时代（1603—1867），随着幕府体制的瓦解，浪人不断增加。他们无固定职业，常受雇于人，从事各种好勇斗狠的活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常用这些人从事各种侵略活动。
（12）萧纯锦的启事，曾刊登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日《京报》。
女师大于十一月三十日迁回石驸马大街原址后，次日开会向各界代表报告经过情形，萧纯锦曾到场，嗾使无赖捣乱，但他在启事中却说：
“鄙人以善意列席旁听，横被威胁，迫令手书辞去教务长职权，本校学生职员见势危急，在场外大呼不得用武，即诬指为流氓，旋将全校办公处所一一封闭，驱逐职员，校务即时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