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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也未必一定“见得”。中国人是“圣之时者也”(10)教徒,况且活在二十世纪了,有华道理,有洋道理,轻重当然是都随意而无不合于道的:重男轻女也行,重女轻男也行,为了一个女性而重一切女性或轻若干女性也行,为了一个男人而轻若干女性或男性也行……。所可惜的是自从西滢先生看出底细之后,除了哑吧或半阴阳,就都坠入弗罗特先生所掘的陷坑里去了。

    自己坠下去的是自作自受,可恨者乃是还要带累超然似的局外人,例如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风潮,从有些眼睛看来,原是不值得提起的,但因为竟占去了许多可贵的东西,如“报纸的篇幅”“青年的时间”之类,所以,连《现代评论》的“篇幅”和西滢先生的时间也被拖累着占去一点了,而尤其罪大恶极的是触犯了什么“重男轻女”重女轻男这些大秘密。倘不是西滢先生首先想到,提出,大概是要被含胡过去了的。

    我看,奥国的学者实在有些偏激,弗罗特就是其一,他的分析精神,竟一律看待,不让谁站在超人间的上帝的地位上。还有那短命的Ottoeininger(11),他的痛骂女人,不但不管她是校长,学生,同乡,亲戚,爱人,自己的太太,太太的同乡,简直连自己的妈都骂在内。这实在和弗罗特说一样,都使人难于利用。不知道咱们的教授或学者们,可有方法补救没有?但是,我要先报告一个好消息:eininger早用手枪自杀了。这已经有刘百昭率领打手痛打女师大——对不起,又是女师大——的“毛丫头”(12)一般“痛快”,他的话也就大可置之不理了罢。

    还有一个好消息。“毛丫头”打出之后,张崧年先生引“罗素之所信”(13)道,“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京副》二五○号)又据杨荫榆女士,章士钊总长者流之所说,则捣乱的“毛丫头”是极少数,可见中国的聪明人还多着哩,这是大可以乐观的。

    忽而想谈谈我自己的事了。

    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张中国的青年应当多看外国书,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时候,便有论客以为素称学者的鲁迅不该如此,而现在竟至如此,则不但决非学者,而且还有洋奴的嫌疑。第二次就是这回佥事免职之后,我在《莽原》上发表了答KS君信,论及章士钊的脚色和文章的时候,又有论客以为因失了“区区全事”而反对章士钊,确是气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而且,岂但没有“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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